汉统一天下后，对孝文化推崇备至，提出“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针，“使原本只属于宗法伦理的孝道走进了国家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成为一种泛道德观念的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进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孝治文化”[4]58。汉代的孝治文化有两方面，一是家国同构，即家庭、家族、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性，家是小国，国是大家，而构成家庭、家族伦理道德的孝道被移植到国家建构中，君臣关系就好比父子关系，孝亲的最终目的就是忠君。另一方面是移孝作忠，孝是忠的基础，忠是孝的目的。由于家国同构，因而对父母的孝移于君王则为忠，忠孝一体。父母生养子女，君王是民之父母，故而孝敬父母，就必须孝敬君王，即忠君，这样就完成了由孝亲到忠君的转变。

汉代统治者为了贯彻执行以孝治天下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通过学校教育传播孝道就是其一。汉代中央官学有太学、宫邸学和鸿都门学，地方官学主要是郡国学校。《汉书·平帝纪》云：“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5]355据此可知，汉代地方官学为学、校两级，分置经师与孝经师一人，俸禄大约百石左右。太学的学生有两类：一是太常选择年满十八岁以上的仪态端庄者，补博士弟子；二是郡国县官选择有爱好文学，敬重长辈，恪守政教，直行乡里，出入不违礼的青年补选为受业弟子。太学专立五经：《诗》《书》《易》《礼》《春秋》，同时要求兼习《论语》《孝经》，这些都说明汉代统治者对普及孝道的重视。此外，汉代还在广大乡村设置三老、孝悌等乡官进行孝道教化。三老往往是地方上德高望重的长者，其任务是掌管教化。凡有孝子贤孙，贞女义妇，舍财救难，以及学士中可以为民法式者，就在他家的门上题字加以表彰，鼓励善行。孝悌负责对百姓进行孝道教育、表彰和劝诫，两汉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三老和孝悌。文帝时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5]124汉代统治者还把三老、孝悌制度与奖惩结合起来，经常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武帝元狩元年，诏曰：“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鳏独或匮于衣食，甚怜愍焉。其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曰：‘皇帝使谒者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5]174

在用人制度上实行“举孝廉”，被举之人必须孝顺父母，行为清廉，二者中，主要考察的是孝。举孝廉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每年一次，被举孝廉后，才能进一步进身，汉武帝以后成为常态。《后汉书·苟爽传》说：“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就是说，一个人只要孝，就会被举为孝廉，并可当官。《论语·学而》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6]28孝顺父母的人，很少冒犯上级长辈，不违背上级和长辈的人，自然不会去造反，没人造反，天下就稳定了。所以，国家是否稳定，关键在于仁，而仁的关键在于孝悌。至于“廉”主要针对官吏而言，《史记·滑稽列传》记载：“念为廉吏，奉法守职，竟死不敢为非。”由此记述可知，官吏清廉正直，就不敢为非作歹，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汉代重视尊老养老问题，把它作为“孝治天下”的一种重要形式。汉代的养老制度非常完善，刘邦在位时，尊其父为“太上皇”，下令：在仲秋之月都要安排赡养年老体衰之人，给老人们送上凭几和走路用的拐杖，送给老人们容易消化的粥食。高祖死后，惠帝“令郡诸侯王立高庙”，以追思汉高祖。汉惠帝以身作则，奉行孝道，受到后世赞誉，《汉书》赞曰：“孝惠内修亲亲……可谓宽仁之主。”汉文帝诏令：“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5]113“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5]113以上养老政策已经形成法律形式。汉宣帝时，年龄大的人赐予王杖，王杖上刻有鸠鸟作为装饰，百姓看到它，如同看到朝廷的符节。如有敢打骂持杖者，就是犯了大逆不道之罪，会被处死。汉宣帝还规定被授王杖的老人，可以持王杖出入官府，可以在“驰道旁道”上行走，在市场上做买卖可以免税，触犯刑律如不是首犯可以不起诉，可见汉代老人待遇之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老人都可以得到王杖，只有三老才有如此殊荣。三老本是掌管教化的人，赐予他们王杖是对他们教化百姓、维护国家统治的酬谢。

汉代之所以选择孝作为治国纲领，有多方面的原因。在生产方式方面，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模式有利于实行孝制。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和生活单位，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自给自足。在小家庭内，男子负责在田里耕作，女子负责在家里纺织，他们既要上交国库以粮食、布帛等，还要承担沉重的徭役。由于小农家庭经营规模小，缺乏足够的积累和储备的能力，往往经不起风吹浪打。因此，个体小农经济的兴衰直接关系着汉王朝的经济繁荣和政治安危。汉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小农经济，选择利用孝道引导民众。通过孝道晓谕民众向孝，以培养孝子；有了孝子，才会有忠臣，有了忠臣，才会有社会的安定；最终形成“以伦理为基础，以家庭为中心，以夫妇为起点，而养成父子之亲、夫妇之爱、兄弟之情，乃至家族邻里之谊的孝道理论为治国之大策”[7]4。汉代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是家庭道德与政治道德沟通的桥梁，国与家相通，君与父同伦，君臣关系相当于父子关系，孝亲就意味着忠君，由孝而忠，既有利于振兴小农经济，也有利于社会治理。(www.daowen.com)

汉代，儒家思想的影响日益加深，儒家关于孝忠的理念成为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理论保证。西汉初年，政治上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因而黄老思想为汉初统治者所提倡。汉高祖不喜儒学，使儒家的学术源流几乎断绝。博士制度虽承秦制依然存在，但博士人数不多，仅具官待问而已，在传授文化方面难以起多大作用。惠帝废《挟书律》，使诸子学说复苏，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文、景时期，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变趋势。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已得到空前的发展，国家日益强盛，为了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大—统思想、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恰恰适应了汉王朝当时所面临的形势，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思想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大一统思想、三纲五常的观念都与孝道密切相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礼臣忠，才能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维持社会的稳定，才有利于巩固大一统国家和稳定统治秩序。因此，汉代统治者把尊崇孝道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威，以“孝忠”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将“以孝治天下”落实在具体的法令中。

选择“以孝治天下”是汉代统治者汲取秦亡教训的必然结果。关于秦朝灭亡的原因，有很多种说法，“苛政”“酷刑”“不施仁义”“以法为教”……汉代汲取秦亡的教训，改变秦朝的酷刑峻法，代之以孝治国，以孝治国的核心就是施行儒家的“仁政”。仁者爱人，爱人就需从爱双亲开始，爱双亲才能顺从长者，顺从长者才能忠君，如此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社会才能长治久安。而且儒家兼用仁孝和刑法，尤其是它主张兴礼作乐，所以，汉代统治者选择以孝治国的政策。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曰：“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这段话对我们理解汉武帝为什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很有帮助。

在汉代孝治天下的氛围中，司马迁耳濡目染，其思想打上了儒家思想的烙印。他师从孔安国、董仲舒两位大儒，学习儒学之六艺。孔安国是孔子之后，西汉的经学大师，著有《古文尚书》《古文孝经传》等作品。《尚书》是古代帝王治理国家的“官方哲学”，为了详细了解孔孟之道，司马迁问故于孔安国，司马迁所问除了《古文尚书》，还包括《春秋》《国语》《论语》《洪范》等。通过学习，司马迁既掌握了考信历史的方法，也领略了孔孟之道的微言大义。《孝经》是儒家的伦理经典，更是汉代的治国方略。它以孝为中心，并把孝与忠结合起来，成为司马迁孝亲源泉。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提出“天人感应”“大一统”等理论。在两位老师的熏陶感染下，司马迁与孝道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他继承父志而著史奠定了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