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孝道思想的产生、发展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原始社会，孝意识萌芽；夏商时期，善事父母的孝观念产生，内容主要是事“死”；西周时期，孝道思想宗教伦理化，事“死”的同时，产生了事“生”的观念；春秋战国时期，事“生”成为主流，以孔子为代表对西周孝道观念重构；西汉时期，儒道思想进一步丰富、完善。

孝指善事父母，父母血缘关系的确立是孝道思想产生的前提条件。前氏族公社时期，婚姻形式为杂乱婚制，没有父母、兄弟、姊妹，当然也就没有孝道观念。母系氏族公社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婚姻首先排除了祖辈和子孙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婚配关系，形成了血缘群婚的形式，即同一群体同一辈分的男女互为夫妻，不同辈分之间不允许存在两性关系。群婚的高级发展阶段是族外婚，族外婚排除了兄弟与姐妹之间的婚配。孩子出生后，由女方所在的氏族抚养，因此，孩子只知其母，不知其父。那么，生命到底是怎么降生的？人们开始探寻生命之源，产生了最早的生殖崇拜。相传夏的祖先是鲧，鲧“妻修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纪》）修己做梦之后又“吞神珠薏苡”而生禹，而不是和鲧婚配所生。殷商的祖先是契，其母简狄感玄鸟而生契。周的祖先弃也是一位知其母不知其父的人物。《周本纪》记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1]111孙作云考证认为“巨人迹”就是“熊迹”。夏、商、周先祖感生的神话反映了原始人的生殖崇拜意识。但是受生产水平和认识水平的限制，人们“往往把某种动、植物视为自己的亲族或祖先，所以母系氏族公社的生殖崇拜初期往往表现为图腾崇拜”[2]11。由此看来，夏的图腾崇拜就是“神珠薏苡”，殷商的图腾崇拜就是玄鸟，周的图腾崇拜就是熊。当古人了解男女交媾的奥秘后，生殖崇拜就逐渐脱离了图腾崇拜，而以生殖器崇拜为重点。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生殖器崇拜为女阴，以“妣”字为例，郭沫若在《释祖妣》一文中考证，甲骨文中“妣”（匕）乃是“牝牡之初字”，《说文解字》云：“牝，畜母也，从牛匕身。”也就是说，“妣”为女阴的象形字。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男子取代了妇女在生产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他们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随之提高，世系随父系计算，人类进入父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男子成为家庭和社会的主宰，财产继承制度也随之发生变化。子女不再属于母系家族，而成为父系家族的成员，是父亲财产的继承者。世系的变化带来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女子嫁到男方家，就意味着对偶家庭向一夫一妻制家庭的转变。一夫一妻制的建立，确定了子女与父亲之间的血缘关系，从而保证了家族利益。个体家庭生产形成之后，原始初民认为男子才是创造生命的主宰，故出现了男根崇拜。在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的遗址里，发现了象征生殖繁衍之神的陶祖和石祖。当人类把崇拜的对象转移到男性身上时，说明人类已经认识到自身的力量，由对“物”的崇拜转移到人自身，于是，父系氏族公社的男性英雄理所当然地成为崇拜对象。这些男性英雄一般往往是氏族的首领或始祖，有着非凡的壮举，为发展部落、征服大自然、改善人类生活而作出了杰出贡献，如黄帝、炎帝。相传尧、舜、禹、皋陶等均是黄帝的后裔，因此，黄帝被奉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

祖先崇拜的对象，因为时间的不同，有很多不同的类型。最早的祖先崇拜的对象是同族的死者，内容有二：一是生命的繁衍。祖先给了子孙生命，子孙有责任和义务把生命延续下去。祭祀祖先，首要的是延续生物性的生命，唯有血统关系不断，才能在祖先追念中获得不朽。所谓“不孝有三，无后最大”说的即这个意思。二是以祭祀祖先为代表的尊祖敬老意识，通过祭祖一方面加强血缘观念，提高氏族的凝聚力，保佑氏族繁荣与绵延；另一方面表达对祖辈的感恩之情，既包括氏族共同的祖先，也包括父母在内的长辈。长辈养育了我们，在种植、收获、狩猎各方面又富有经验，对养育之恩的回报、对经验的崇拜产生了敬老意识。当个体家庭出现之后，祖先崇拜的对象由氏族的长者变成了父母。

夏商时期，比较稳定的个体血缘家庭已经确立，在个体家庭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家庭成员就是父母与子女，父母给了子女生命，并抚养子女长大，子女奉养父母。父母与子女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形成表明“善事父母”的孝道思想已经萌芽，只不过此时的“孝”还是基于血缘的亲亲之情，而非后世的道德伦理观念。对祖先的祭祀是夏商时期孝道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夏商时期的祖先祭祀重点是祭拜君王的祖先，《礼记·祭法》说：“有虞氏褅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褅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褅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褅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3]1587这就是家天下的政治在祖先崇拜上的反映。(www.daowen.com)

西周时期，孝道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孝“死”，一是孝“生”。孝“死”对象是指祖先和死去的父母，祭祖是为了通过对共同祖先的“享孝”“追孝”达到团结诸侯的目的，祭祀故母是为了表达“慎终追远”之情，其行为方式都是举行“享孝祖考的宗教活动”。孝“生”的对象是父母和没有血缘关系的老人，善事父母的孝道观念与西周个体家庭经济的发展有关。在一夫一妻及其子女构成的个体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亲属血缘关系更加明确，子女与父母的亲情和义务也就明确起来了，从西周开始，孝逐渐成为宗族内子孙对直系父祖表达亲情和履行义务的一种观念。《尚书·周书·酒诰》的“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话，反映了善事父母的孝道观念。在周代，孝“生”还包括父母之外的宗族老人，甚至包括没有血缘关系的异族老人，这种敬老、养老更多地注重其道德教化功能，具有鲜明的礼仪化倾向。

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深刻变革的时期，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引起宗法制的解体，周王室衰微，大国争霸，士族崛起，百家争鸣。伴随着宗法制的解体，传统孝道观念开始动摇和演变：第一，个体小家庭逐渐摆脱了宗族的束缚，成为独立的生产、生活单位。男子在家庭中有控制权、支配权、组织管理权等，是家庭的绝对主宰者。父权提高后，以“孝死”为核心的祭祀祖先的孝道观念发生变化，虽然新的贵族、列侯仍然要祭祖以增强凝聚力，但是祭祀对象已不再是周王室的祖先，多是从自身的角度出发祭祀自己的祖先，即“用孝用享，于我皇祖、文考”。因此，战国时期，不祭大宗的现象有之，但对已故的父母一定要“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第二，随着理性的觉醒和人文的发扬，人们不再畏惧鬼神，并与之斗争，在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影响下，“追孝”的观念也日益淡漠。这种理性化的祭祖观念后被儒家吸收，成为儒家孝道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三，“孝养”的观念替代了“追孝”。战国时期，家庭形态以父母、子女为主的小型家庭为基本形式，不管是劳动生产，还是日常生活都以家庭为单位，子女在生活上照顾父母，在精神上满足父母，在志向上竭尽所能助其达成，这就是孝养。孔子把孝养解释为养、敬、以色侍亲、谏亲、子承父道等，使孝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说体系。孔子的弟子曾参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而且还身体力行，把思想和践行结合起来。曾参的孝道以侍亲忠君为核心，将孝于父母、治理家庭的个人行为与治国为政联系起来，把孝道全面泛化；曾参还把忠纳入孝的范畴，使孝道与忠君融合为一体。孟子提出性善论，进一步完善了儒家孝道的哲学基础，亲亲原则的建立，使孝悌成为五伦的核心。荀子提出性恶论，其思想核心是“礼”，孝源于礼，主张君恩大于父恩。孝养观念的形成跟政府的引导不无关系，战国时期，个体小家庭是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编户”的稳定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稳定，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提倡孝道，通过孝顺父母来影响社会风气，使孝成为人人遵守的行动规范。

综上可知，孝道观念起源于原始社会，夏、商时期发展成为以祭祀祖先为主要内容的孝道，西周时期孝道伦理政治化，春秋战国时期，孝道观念演变为以“善事父母”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并且把孝与仁、忠、礼等结合起来，成为封建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道德准则，为后世统治者以孝治理天下提供了思想基础，这也是司马迁孝道思想形成的道德基础。在《史记》中，司马迁以夏、商、周先祖感生的神话反映了原始人的生殖崇拜意识，通过对夏、商、周祭祀的追溯再现了祖先崇拜意识，用舜、郑庄公、聂政、孝文帝、万石君等人孝亲、敬亲的故事阐述了“善事父母”的孝道观念，如此种种，都是司马迁对先秦孝道思想继承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