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孰是孰非？我们与众多学者看法一致：司马迁生年孝景中元五年（前145）为是，司马迁生年孝武建元六年（前135）为非。

理由一，张守节关于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四十二岁的观点，应有根据。

张守节关于公元前104年司马迁42岁的观点，其根据是什么？尚不可考，但张守节肯定是有根据的，不会随意而为之。王国维的“数字讹误说”虽是推理，但比较合理。张守节《史记正义》比司马贞《史记索隐》成书晚约4年时间，两人同属老师张嘉会的学生，张守节是否与司马贞讨论过司马迁生年问题？张守节是否读过《史记索隐》？都有可能。按王国维比较系统、扎实的太史公行年考证研究基础上的推论，张守节纠正了司马贞将“三十八”误为“二十八”的差错，再得出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年龄42岁的结论。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学者和官员的张守节，他关于公元前104年司马迁42岁的观点，应有实在的根据。但今天，没有见到张守节观点的明确来源，因而司马迁生年问题成为司马迁研究疑案。对此，后来人首先应考虑到，张守节认为司马迁生年公元前145年，不会随意而为之，应有根据，也是比较合理的结论，可以溯本探源、细加探究，但不可断然否定。

理由二，司马迁游学出仕的丰富阅历，时间应比较长，18年左右时间，可能可信。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言：“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5]4242司马迁出生在龙门，童年少年在家乡龙门山南麓耕作放牧。十岁时能诵读古文，二十岁开始游历学习。去了哪些地方、去这些地方做了什么？用了几年时间？司马迁自序讲，上会稽探访大禹曾住过的洞穴，到九嶷山考察大禹勘地治水的遗迹。浮游沅水、湘水，寻踪屈原漫游的足迹。北上汶、泗，到临淄、曲阜去研习儒家学问，考察孔子教化的遗风流韵，还到邹县、峄山去学习乡射礼节。后来，任职郎中。何时游学结束任职郎中，未可考，本文在后推算最晚时间在公元前117年或公元前116年。有据可考的是，按司马迁生年公元前145年的观点，司马迁任职年龄应为二十八九岁时。元鼎六年（前111）春，司马迁奉使监军西征、南略，约一年后的元封元年（前110）春回到长安。就在这年，其父病滞洛阳未能随武帝东巡泰山封禅，遗憾愤懑逝世。《太史公自序》：“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其父逝世后第三年，即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守孝期满后继任太史令。或许有人会问，司马迁担任太史令怎么都38岁了？回答只能是：史官为子承父业，父亲健在，则子不能任；父亲若因为身体健康状况不能担任、或死亡离任，儿子方能继任，而且守孝三年后才能继任。

司马迁用八九年的较长时间远道游历学习，用心地寻踪古代贤哲致世奋斗故地，悉心地考察体验古代贤哲作为成就影响，认真地学习古代贤哲的深刻思想与卓越精神，尽最大努力提升自身境界修养和能力水平，从而达到了丰富自己、武装自己、提升自己的效果。

司马迁能够专门用八九年左右的较长时间、潜心竭力游历学习，有着深刻的原因。首先，也是客观的原因，是来自司马迁父亲的原因。司马家族是史官世家，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是一位学养深厚、抱负远大的史官，“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于黄子”。司马迁父亲向汉代方士唐都学习天文，向《易》学专家杨何学习《易》理，向道家思想权威黄生学习道家学问。司马谈全面、系统地向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学习，为的是论著古今，如同家族中显赫虞夏时代的先人一样“扬名于后世”。他对于儿子司马迁，希望子承父业，“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一定要继承司马家族世代传续的史官职业，撰著历史佳作，光大史官事业，弘扬史官精神。因此，司马谈尽心尽力教导和支持司马迁比自己更长时间、更大心力地游历学习，游历考察富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名胜，体会感悟贤哲的作为与影响，向学养深厚、影响重大的权威专家政治家学习知识、深悟思想、树立理想，为的是培养有大理想、有大学问、有大建树的史官接班人。

其次，是内在的原因，在于司马迁幼儿好学，志向远大，立志继承祖业，成为具有新的更大作为和成就的史官，扬名于后世，使自己的著作在现实与历史发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父亲的教导和支持下，他比父亲花费更长时间、去了更多地方考察名山大川胜景，体验具有历史意义的古迹，体悟贤哲的思想作为，拜师就学于鸿儒大师，也经历了艰辛厄困，担任郎中且更有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平定邛笮昆明的征战生涯。复杂的学习与职业经历，是需要较长时间的。司马迁比父亲的时间更长，应有八九年左右的较长时间。

理由三，从司马迁接触过的人来看，司马迁生年公元前145年的观点比较妥当。

为了撰写《史记》，司马迁游学天下，遍访名家，师承专家，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等是司马迁拜访请教的重要人物。接触过可能比董仲舒还要年长的公孙季功，还有冯遂等。从司马迁与这些人的关系分析，司马迁生年公元前145年的观点比较妥当。

孔安国是西汉鲁国曲阜人，习通经学，与董仲舒齐名。司马迁曾向孔安国请教，有关尧、禹等的研究，多显孔安国的影响。《汉书·儒林传》记载：“司马迁亦从（孔）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9]3607《史记·孔子世家》：“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安，蚤卒。安国生卬，卬生驩。”[6]2356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中，根据《史记·孔子世家》和《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中记载考证，孔安国为博士，当在元光（前134—前129）、元朔（前128—前123）间，元狩年间（前122—前117）可能任临淮太守。也就是说，司马迁向孔安国请教，可能性最早的时间在公元前125年后，即司马迁游学开始的20岁之后；最晚时间在公元前117年，即司马迁28岁时。这是依司马迁生年公元前145年而言的。若依司马迁生年公元前135年之说，司马迁只能是10至18岁了，显然难以成立。

再说司马迁请教公孙季功[10]232、董仲舒。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6]3078-3079可见司马迁向公孙季功、董仲舒当面请教讨论过荆轲刺秦王事件。董仲舒（前179—前104）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上书《举贤良对策》，创建了以儒学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独尊儒术”等主张被汉武帝赞赏采纳，声名大噪。之后，董仲舒任江都昌王刘非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国相，4年后辞官回家，著书写作。这以后，朝廷每有大事商议，皇帝即会下令使者和廷尉前去董家问询建议。死后也得武帝眷顾，被赐葬于长安下马陵。司马迁见董仲舒，最晚也在公元前104年即董仲舒逝世之前，二三十岁的司马迁与三四十岁的司马迁，董仲舒接见的可能性孰大孰小？似乎在这方面，生年公元前135年的司马迁与生年公元前145年的司马迁差异难有，但如有差异，则生年公元前145年的司马迁占优。应该注意到的是：公孙季功虽与董仲舒大致同时代，但应比董仲舒年长，司马迁在两人并称时将公孙季功排在前边说明了这点。如此说来，司马迁见公孙季功、董仲舒的时间还应再早些。早五年、十年？或是更早？都有可能。这使得司马迁生年公元前145年之说更为可靠，而司马迁生年公元前135年之说则明显的难以成立。我们有理由可以这样思考：公孙季功帮助了董仲舒与夏无且相识、游历。董仲舒生年公元前179年，夏无且此时已经五六十岁了，董仲舒二三十岁时夏无且已经七八十岁了，年纪相对长的公孙季功是帮助董仲舒结识夏无且的合适人选。夏无且是秦王侍医，能做侍医则年岁应在三十岁以上，三十岁的中医大夫在今天也是难以成为人们信服的名医的！秦王更不会让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中医大夫为自己侍医。夏无且的沉着、勇敢也是应在三十岁以上年龄的佐证。公元前220年发生荆轲刺秦王事件，秦王侍医夏无且在阻挡行刺秦王中表现勇敢，《史记·刺客列传》中简要记述，名载史册。侍医夏无且，目睹荆轲持匕首追逐秦王、侍卫们惶急中赤手追搏的场面，万分混乱危急！他急中生智，“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将自己的药袋朝荆轲掷去，扰乱了荆轲追刺秦王过程，帮助了秦王的应对行为。事后论功褒奖，秦王赏赐夏无且黄金二百镒，表扬他说：“无且爱我，乃以药囊提荆轲也。”秦王称赞夏无且爱戴保护他，用药袋投击了荆轲。公元前220年的夏无且，即使年轻，也应三十岁或更长。如果他长寿，按八十多岁说，大约在公元前150年前后逝世。公孙季功和董仲舒与夏无且游历的时间，最晚也在这个年代。生年在公元前179年的董仲舒，以及可能比他可能还要年长的公孙季功，时年当为三四十岁，或各自年纪再小些。董仲舒长寿，于公元前104年逝世，而公孙季功逝世时间是否会还要早些？！司马迁向公孙季功、董仲舒请教了解过他们听夏无且讲荆轲刺秦王的事件，时间最晚也在公元前110年前后。司马迁生年若在公元前145年，则35岁左右见公孙季功与董仲舒；司马迁生年若在公元前135年，则最大25岁左右见公孙季功与董仲舒。但必须注意，司马迁在公元前115年至公元前110年前后，正在西征南略、父病等的忙碌中，见公孙季功与董仲舒的可能性比较小，更前些时间见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20岁之前的司马迁，是不可能见公孙季功与董仲舒的，因为司马迁尚未开始游历学习。二十来岁的司马迁，也不大可能到考察细究历史事件细节的时候。因此，司马迁生年公元前135年的观点难为妥当。

司马迁与冯遂[10]197-198友好。冯遂什么人？是《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中冯唐的儿子。冯遂曾与司马迁谈论战国时期赵国之兴废得失。“武帝立，求贤良，举冯唐。唐时年九十余，不能复为官，乃以唐子冯遂为郎。遂字王孙，亦奇士，与余善。”[6]3340武帝初期，于公元前134年在全国举荐贤良，汉文帝时担任过中郎署长和车骑都尉、景帝时升任楚相的冯唐，九十余岁了，但被推举在列，因年事过高不能再次任用，汉武帝就让冯唐之子冯遂作了郎官。冯遂是位奇士，与司马迁关系好。汉武帝公元前134年起举贤良时，将冯唐的年龄姑且估计到九十二三岁。其子冯遂的年纪应有五十岁上下了。司马迁说冯遂与自己友好，只能是忘年之交了。依司马迁生年公元前145年之说，两人相差约40岁。当司马迁20岁时，冯遂就应60岁了。若依司马迁生年公元前135年之说，司马迁20岁时，冯遂就应70岁了。如果在考虑司马迁出仕任职时间，也就是说再晚几年，司马迁就难以与冯遂同期共事而有交往并且相互友善了，也就难有忘年之交了。司马迁生年公元前145年的观点，显然比司马迁生年公元前135年的观点要符合情理。

理由四，司马迁生年公元前145年，与“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的说法，比较符合。

司马迁撰写《报任安书》的时间是汉太始四年（前93）^[3]，仕为郎中的时间在随汉武帝西征的元鼎六年（前111）之前。公元前93年距公元前111年，是17年。司马迁《报任安书》中讲：“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5]4325司马迁说，由于先辈传承的史官事业，得以在京师供职，已经二十多年了。司马迁在京师供职，可由仕为郎中、任职朝廷算起。“二十余年”是多少年？可能是二十一至二十五年，也可能再多。由公元前93年上推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年，应是公元前114年、公元前115年、公元前116年、公元前117年、公元前118年。按“二十而南游”的说法，加之司马迁担任郎中、随汉武帝西征南略等的推测，司马迁生年应是公元前145年。如若生年是公元前135年，就不大合适，因为司马迁游历学习时间就可能会小于二十岁了，也难有游历学习的时间了，“二十而南游”的话就不对了。再者，任郎中应在公元前114年至公元前118年间，或更早些。司马迁在《五帝本纪赞》中说“余尝西至空桐”。考《汉书·武帝纪》，武帝西巡至空桐，事在元鼎五年（前112）。[9]185从太始四年（前93）上推二十年是元鼎四年（前113）。司马迁在元鼎五年（前112）从巡武帝。而出仕为郎中，应在这年（前112）之前或再早些，可能在公元前113年，也可能在公元前114年、公元前115年、公元前116年、公元前117年、公元前118年，以至再早。这样距公元前93年就是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或再多了。《报任安书》中“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若按仕为郎中到公元前93年有二十三四年推算，仕为郎中最晚时间，起码在公元前117或公元前116年。按司马迁生年公元前135年说，任郎中时司马迁则十八九岁；按司马迁生年公元前145年说，任郎中司马迁则二十八九岁。如果十八九岁任郎中，就与“二十而南游”相矛盾。如果与“二十而南游”“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等可考时间节点合理吻合，即司马迁二十岁开始游历学习、二十八九岁游历学习结束任职郎中，任职郎中到公元前93年撰写《报任安书》时有二十三四年时间。那么，司马迁生年就是公元前145年妥当，也就不可能生年是公元前135年了，司马迁寿岁也就不止42岁了。

持司马迁生年公元前135年之说者中，不少人以司马迁《报任安书》“早失二亲”为理由之一。这个理由当然受到不少持司马迁生年公元前145年之说者的批评。这里想说的是，按司马迁生年公元前145年之说，司马迁36岁时其父病逝，比起前述还有九十余岁父亲是冯唐的冯遂，当然是“早失二亲”了。当时长寿者还有夏无且、公孙季功、董仲舒等。司马迁父亲比起冯唐，比起夏无且、公孙季功、董仲舒等，自然不是长寿了。作为儿子，司马迁感喟叹惋“早失二亲”，是可以理解的。(www.daowen.com)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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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9]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段国超，丁德科.《史记》人物大辞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注释】

[1]桑原骘藏《关于司马迁生年之一新说》，1922年刊于日本《东洋文明史论丛》。1929年重发于《史学研究》（日本）第一卷第一号，收入《桑原骘藏全集》第二卷。

[2]李长之《太史公生年为建元六年辨》最早收录于1944年5月出刊的《中国文学》第一卷二期，后收入其专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三联书店1944年版。

[3]关于司马迁《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有太始四年（前93）与征和二年（前91）两种说法，本文认为是太始四年（前93），具体论证参见《史记通解》第九册4323-4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