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戊奇荒”期间，清政府对整个赈灾工作缺乏系统的考虑与筹划，其举措多属应急和因袭古法，并伴有其自身存在的难以克服的矛盾与缺陷。

根据阎敬铭、曾国荃等人的灾情报告和请求，朝廷曾多次直接转调漕粮、拨发帑银、催促各省筹措协饷送往灾区，但其数量与实际需求相差悬殊。当时正值西北边疆危机，左宗棠出兵新疆为收复国土而战，陕西绅民眼见大宗粮饷西运，而灾民忍饥残喘，于是讦告陕西巡抚谭钟麟救灾不力，并恳请“截留解甘军饷，以苏涸鲋”[3]493。这自然未能如愿。同时，朝廷也不允许受灾省份举借外债来拯救饥民。灾区山穷水尽，清政府缺乏应有的底气与担当。

阎敬铭查赈期间，既目睹和接触到部分地方官员在竭忠尽智、赈灾济荒，甚至有“焦劳过甚，一病不起者”[2]209。同时他又深感官场“少诚心尽心之人”，多“作弊生事之辈”。[2]449他派候补知府赵怀芳到安徽采办赈粮，其人不以民命为急，竟用时达半年之久，且所报采粮价格等情况与当地“各行店底簿”记录相差“悬殊”，多有浮冒不实之处。赵怀芳因此被查办，阎敬铭也因委人不慎被议处。[4]698(www.daowen.com)

当时，清政府在一些城乡、村镇为饥民开设了不少“粥厂”，勉强维系其生命。西安有“粥厂七处”，就食者3万余人。[3]489在“太原府的一个地方，每天有两万人前去领一碗小米粥”[16]117。但各地粥厂管理者良莠不齐，有侵盗赈粮者，有玩忽职守者。光绪三年（1877）十二月初四日，天津东门外粥厂失火，竟“烧毙饥民达两千余人”[5]7472。光绪四年（1878），朝廷派礼部尚书恩承、吏部侍郎童华前往四川办案，途经晋、陕两省，他们一行在“山西境内，每处门包、酒席、各项支应，一日之费，官供民派，需银千数百两……行至陕西汉中诸更加厉”[9]693。大灾之年，他们如此做派，毫无体国忧民之心。这些现象既折射出晚清政府的深度腐败与其内忧外患的交织，也暴露了传统救荒机制的局限及其功效的严重弱化。阎敬铭为之痛心而又无可奈何。

不过，当时在传统救灾体制机制之外，也有李提摩太等少数外国传教士现身灾区施救和海外华人为灾区募捐的活动。但总体而言，清政府和包括阎敬铭在内的绝大多数官员尚缺乏开放心态和世界市场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