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戊奇荒”漫长，本地存粮很快罗掘一空，必须设法获得外地粮源接济，而这正是阎敬铭颇感焦虑而又万般无奈的事情。

1.鸦片挤占粮田，灾情雪上加霜

山西、陕西光绪初年的年馑异常严重，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地矛盾、烟争粮田的问题突出。据阎敬铭掌握的情况，道光二十六（1846）、道光二十七（1847）年山西、陕西两省虽然也发生了比较严重的旱荒，但那时本地市场并不缺粮，“肆市粮贩各处堆存”。而这次则大不同，“粮价较道光时加贵四五倍，几至无粮可买”[13]849。晋、陕两省粮食匮乏，从区域内来看，人多地少、罂粟种植泛滥是直接原因。在清代，我国人口有了空前增长，人多地少的矛盾凸显，到鸦片战争时期，“人均耕地仅有2亩多一点”[14]192。特别是国门被打开以后，本已紧张的粮田又被鸦片种植大量挤占。当时在北方各省，山西、陕西两省鸦片种植最广。山西罂粟“最盛者二十余厅、州、县，其余多少不等，几于无县无之”[15]4555，而且“往往以膏腴上田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15]4549。在陕西，“渭南地尤肥饶，近亦遍地罂粟”[15]4551。粮田面积和粮食产量锐减。要防饥荒，必须禁烟种粮。

光绪四年（1878），阎敬铭在山西“出示晓谕，所有栽种罂粟者，责成族长、甲长压令拔除，改种五谷”，如有不遵，“禀官究治”，“州县官吏私征罂粟亩税，立予参撤”[1]386。但事实上，因社会腐败和利益驱动，铲除烟毒并非易事。无论如何，“丁戊奇荒”已向人们发出警告，在人地矛盾突出的中国，稳定的粮田面积和粮食生产必须得到保障。(www.daowen.com)

2.“远水难解近渴”，交通落后成为大规模异地购粮的瓶颈

运粮远比购粮难，这是阎敬铭感到最棘手的问题。他在给朝廷的奏报中说，晋南地区的粮食“平时仅恃陕、豫商贩接济”，“今则陕、豫面面皆灾，来源已早竭矣”[4]514；晋中的粮食“无不以口外（按：内蒙古和河北北部一部分地区）为粮之来源”，而现在“口外收成连年歉薄，仰给无从”。当时南方没有旱荒，粮食采购较易。若采购南粮，需从湖北樊城经河南周口地区转运到山西南部。若自天津商埠购粮或截留漕粮，则须经由直隶西向辗转运入山西中部。这两方面转运都异常艰难，距离遥远，山路崎岖，平原道路久旱尘土飞扬，牲畜难觅，又怕沿途饥民劫掠，因之粮价高昂，运费一涨再涨，至3倍于粮价。[2]209灾区不仅赈银短缺，而且自外地购粮到运回本地，往往旷日持久。光绪三年（1877）秋，阎敬铭派人到南方购粮，直到次年，“费尽十分心力，始到千二三百石”。更令他无奈的是，商人把向灾区贩运粮食视为畏途，裹足不前，即使政府沿途免收厘金等关税，仍然很难招到商贩，市场的重要作用得不到发挥。救荒急如救火，阎敬铭感到“万无长策”[2]450，颇伤脑筋。此后很长时间他都忘不了这个事情。

光绪八年（1882），他进京出任户部尚书，途经太原，与时任山西巡抚张之洞又谈了预防灾荒的事情。他根据山西地理交通特点，建议晋中、晋北地区以后应重点从口外之包头镇采粮，经黄河水运到碛口镇（按：该镇属山西汾州府，为黄河岸边水陆交通枢纽），在此就地取材，多建石仓储粮以备缓急。张之洞谓此诚属“老成更事”[15]4618之见。无疑，“丁戊奇荒”也昭示了发展近代交通特别是修建铁路的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