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农业社会是宗法社会，有官绅共治的传统。在“丁戊奇荒”面前，乡村社会不乏济贫扶困的古风。在宗族自救方面，一般来说相对自觉。以阎敬铭为例，他在朝邑县原籍，“置义田，赡族人，凡男女老疾之稍贫者，皆按年给费，不使或绌。遇年荒，必自筹数千金以赈恤之，不使一人食官粮”[10]。自己出钱救助族人，不给政府添负担。当时他让侄子阎乃珏在家乡赵渡村专理此事。至于各县救各县，各村救各村，一般是官为倡导，切实“劝捐”，对富绅讲清要“保富”，必须“济贫”的道理，鼓励他们“顾桑梓而乐输将”，对本地和左邻右舍的饥民“毋得视同秦越”[11]2-3。对于服从大义，捐粮捐钱者予以表彰。这种乡里社会的帮扶救济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较富裕的州县，比如山西的祁县、平遥、太谷，陕西的三原、泾阳等县，效果更为明显。光绪三年（1877），在山西某县，政府曾发放赈款6000两，地方士绅则“捐助了一万三两”[12]343。在陕西省的赈济款中，也“以本地捐输为大宗”[2]200。大荔县知县周铭旗“创为保赈法”，全县42保，“就地筹粮”，动员“富户”捐赈家乡，“各赈各保”[8]556，当时“大荔富绅捐麦一万数千石”[3]520，省赈局所拨救济粮才4000石。光绪四年（1878）十二月，陕西省巡抚谭钟麟向朝廷奏报：本省“计自去秋九月初一日起至今年六月底停赈止，统计各属赈过极、次贫民男妇大小三百一十四万口有奇，共用银二百二十余万两，用粮一百十余万石，其中官项捐款约略各半”[3]493。民间捐输款项占到半数（宗族、邻里接济以及对路人一粥一饭之施舍救急尚不在内）。

显然，地方政府、绅士富户在救灾中是基本力量。但因晚清统治腐朽，战火屡兴，差徭繁重，普通人家鲜有积粮。旱魔持久为虐，一般富户也耗成了贫户，次贫变成了极贫。在大多数州县，“或百里而无一富室，或数十里而无一小康之家”[4]515。阎敬铭等人的劝捐资源着实有限，地方自救难以为继，只能期望朝廷发挥更大的作用。(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