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储粮食是预防饥荒的主要手段，我国自古就有“耕三余一”、储粮备荒的思想和做法。到清代，这类备荒设施已更为完备，各“省、州、县皆设常平仓”，并“以社仓、义仓辅常平之不及”。[9]714常平仓是清政府在各地设置的官仓，当谷贱时以平价籴粮，谷贵时以平价出粜，以此来调节粮价、备荒救灾；义仓和社仓属民办粮仓，其创办和维持费来自民间劝捐或募捐，在管理模式上，“定例由绅经理”，官府负责稽查，它一般设在村镇。[9]725常平仓、义仓和社仓一体构成了地方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但在事实上，它又往往随时势变迁而兴废，也常因管理不善形成弊端。就陕西省而论，乾隆年间仓储最盛。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部分仓储在战乱中损毁。同时，“官绅之侵蚀”与仓粮借出不能完全收回等情弊也逐渐暴露。但总体而言，其保障潜能还是不容忽视的。道光二十六年（1846），陕西遭遇严重旱荒，时任巡抚林则徐组织赈灾，“开仓平粜不下百十余万石”，这些仓储粮食发挥了巨大作用。[3]482到同治年间，陕西发生回民、西捻军等反清战争，战火波及地区粮食仓储系统被焚毁，“各属向年间有社仓、廒舍”悉被“燔毁无存”[9]727，此后十数年仍未得到恢复。“丁戊奇荒”期间，陕西省共用赈“粮一百一十万石”[3]482，“多购诸外省”[9]727。因本地存粮无多，人口大量饿毙。

需要指出的是，阎敬铭对此事早有预警。同治十一年（1872），他为朝邑县令“作示数十条，劝人积谷”，但他的意见竟不被人理解，甚至“无一不笑”。后来幸得陕西巡抚谭钟麟支持，才建仓储谷，“始略有备”，不料“天灾骤至”[2]449。阎敬铭在朝邑办赈半年，城乡仓储粮食很快就分发已尽，不得不另“图别策”，派人远购“湖米”以救急。[2]206但远水难解近渴，人们吃尽了苦头。灾后，在阎敬铭倡导下，朝邑修建了著名的“丰图义仓”。(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