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年（1877）九月，阎敬铭接到稽查山西省赈务的谕旨，他时年已过六旬，严冬常患咳喘，需“扶杖而走”[2]205，虽然自感病躯难膺重任，但目睹非常灾情与百姓饥寒惨状，他毅然领命赴任。

1.周历各地，体察灾情，安抚百姓

阎敬铭在将朝邑赈事做了交代、安顿之后，于光绪三年（1877）十月初四日启程前往山西，由蒲州一路北上，先后视察了山西永济、临晋、猗氏、夏县、闻喜、曲沃、太平、临汾、洪洞、赵城、霍州、灵石、介休、平遥、祁县、徐沟、太原、阳曲各州县，看到沿途冬小麦皆因干旱未能下种，“粮乏价昂”，“饥民哀号”[2]206。十六日他抵达省城太原，同山西巡抚曾国荃面商赈荒各事。十月二十五日离开省城，前赴山西省东路各州县巡查灾情，历经武乡、沁州、沁源，看到“秋禾无收”。又南行至潞安府属之襄垣、屯留、长治，发现小麦未能入种，麦面“较平时加价三四倍”。黎城、潞城、长子三处“民间异常困苦”。高平、凤台、阳城、沁水、翼城等地灾情更重，“道殣相望”[2]208-209。每至市镇人多处所，阎敬铭便宣布朝廷“颁发库帑，拨给漕粮……现多法赶转，陆续即到”，安抚人心；同时访查各地赈灾 官 吏 有 无 贪 腐 现 象，力 求“弊 窦 悉除”[2]205-206，民得实惠。十一月十一日他行抵设在晋南运城的“行馆”[2]209（按：旧时官员出行在外的临时居所），不顾劳顿，即刻开始“办理（自南方）采买粮石各事”[2]207。

2.多方求告，为民请命，筹措救济钱粮

饥民嗷嗷待哺，阎敬铭一面派人前往湖北、安徽等地采购米粮；一面通过信函四处求告，筹借钱粮。他曾任户部主事、湖北藩臬、山东巡抚，同僚故属不少，“每日写信各处不下八九封”。光绪三年（1877）冬两月之内，他单“与山东往来文函不下数十件”，该省也是被灾之区，勉强“求得库款五万”。当时他深感“求人之难”[2]450。处于极端灾荒困境，他不得不向朝廷“屡乞恩施”。光绪三年年底，山西巡抚曾国荃奏请将江苏、湖北未提之漕粮6万石拨归山西应急，结果被户部否决，谓京仓是朝廷根本，也急需漕粮补充。得此消息，阎敬铭即以“钦差”身份与曾国荃联衔再奏，“为民请命”。他满怀悲悯之情奏陈道，“晋省成灾州县已有八十余邑之多，待赈饥民计逾五六百万之众”，“臣敬铭奉命周历灾区，往来二三千里，目之所见，皆系鹄面鸠形，耳之所闻，无非男号女哭……每日饿毙何止千人”。“乞特降谕旨，俯允将江鄂未提之漕米六万石全数拨给山西，以救残黎而维人心”。朝廷接到此疏后，只得改变主意，将这批漕米全数转拨山西。[4]514-515光绪四年（1878）三月，在阎敬铭等一再请求下，朝廷又旨令苏、皖、赣、浙、闽、鄂、湘、川、鲁、粤10省各筹拨银6万两，共60万两，限期解往山西，以应救荒急需。[5]7484

3.严查贪腐，整肃吏治，力保灾民得济(www.daowen.com)

阎敬铭奉旨巡查灾区期间，辗转数千里，一路食宿异常俭素，敝车布服，行李萧然，他还力请将山西省依旨拨给他的一千两差旅费，留在永济县作赈灾之用。他说当此“群苦筹措无术”之际，自己若“先领公款，寝馈万分难安”[2]205。同时，他严查各地官吏发放救济钱粮是否及时、合理，是否张贴告示公开相关内容，以便绅民监督。他要求各地对灾情勤加“核实”，严防“滥放”“冒领”钱粮现象。对于克扣、挪用、截留赈济款粮者，一经发现，无不立予参撤。时有稷山县知县王懋庚，刚到任数月，“即行私派捐输，修理衙署”，对“于应散麦种银两，并不照章散给”灾民，阎敬铭与曾国荃即将该知县参革查办。[4]677特别是吉州知州段鼎耀，丧尽天良，竟然将省拨“赈银四千两并不散放，将前任知州李徵枋买补还仓谷石私自粜卖，所禀捐银买谷垫发籽种及垫买赈粮仓谷各情，均系虚捏”[4]700，阎敬铭对其彻查严参，得旨将其正法。段鼎耀案的查处，震动山西官场，吏治为之肃然。阎敬铭清正不阿，严查贪腐，有人便诋毁他做事过于“刻削”[6]96，诬蔑他是“阎王”，但在老百姓口里，则把他比作“包孝肃”[7]1188。就维护赈灾活动的公正、秩序及人们的信心而言，他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4.推动四省差徭改革，纾解百姓负担，促进灾后社会复苏

“丁戊奇荒”是罕见天灾，也伴有人祸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北方各省差徭“累民”情况严重。按照当时的规制和做法，重灾区的田赋可缓征或蠲免，但繁重的差徭负担是推不掉的。阎敬铭说，这对百姓来说，是“阳无加赋之名，阴有加赋之累”。他坐镇运城主持晋南地区救灾，即把减免差徭看作是救助灾民的紧要措施。他首先与曾国荃函商，决定将陕西朝邑减差徭的做法在晋西南的荣河、夏县、虞乡三县加以推行，将每两田赋（银）的摊派差费由“八九百一串余不等”降至“百余文”。此法实施后，三县农民感激不迭，“群谓（差徭）大减”。光绪五年（1879）五月，旱荒已近尾声，年馑之后残破不堪的农村社会经济渴望得到培植、复苏，但除了陕西同州府和晋西南少数州县外，在广大灾区，差徭仍犹如一块重石压在农民身上，使其难得喘息。于是阎敬铭上奏朝廷，吁请在差徭最重的山西、陕西、河南、四川四省全面推行差徭改革与整顿。他奏陈说：近些年来“流差为害滋甚”，“臣为陕西土人，又熟闻山西老吏老民，确知二十年以前实不如此”[2]211。他所说的“流差”，包括了官吏、国外贡使、藩属及改流地方所属喇嘛土司贡差以及各衙门丁役公干等等过境事项，其费用全都摊在当地百姓身上。

阎敬铭在深入调研和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8条改革措施，包括裁减“例差”“借差”，官差由各省发给“印票”以加强管理节制，规定喇嘛来往人员数额班次，严禁办事大臣所带家丁书役等沿途“滥索”车马“差费”，严惩衙蠹地痞利用办差“中饱”自肥等等，立意正大，办法具体，朝廷旨令四省参照执行。由阎敬铭发起的这场差徭改革使长期以来官吏借差扰民、累民，以差牟利的乱象逐步得到遏制，四省“民困大苏”[8]665，促进了灾后社会经济的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