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年（1876），陕西省出现旱情，次年夏秋，旱荒迅速蔓延，“同州府属之大荔、朝邑、郃阳、澄城、韩城、白水各县因旱歉收，麦田不过十之一二；华阴、华州、潼关等属秋苗尽为田鼠、蝗虫所害，粮价骤增”[1]378，蒲城、大荔、韩城等处抢粮伤人案迭出，户少炊烟，人情汹汹。面对旱魔肆虐，乡居教读、务农的阎敬铭不可能置身事外，他即与地方官联手，出面组织乡绅积极筹办本县赈务。

1.派人赴外地购粮，劝捐助赈

在赈济活动中，阎敬铭首先联络乡绅配合地方政府调查、核实各处灾情，对灾民按极贫、次贫分类施救。因灾情不断升级，饥民愈来愈多，原本有限的仓储粮食不敷散放，他即与时任陕西省巡抚谭钟麟函商，派人携款赴南方省份“买湖米十万石”以应急需。[2]206但南粮北运颇费周折，因持续干旱，“丹江久涸”[3]489，水路不通，不得不“改由樊城（按：属湖北省）陆运潼关”[2]206，然后以工代赈，组织人挑、畜驮、车载，将粮食运回同州。随后不久，朝廷旨令阎敬铭赶赴山西省稽查赈务。到山西后，他仍牵挂朝邑的事情，考虑到南粮北运艰难，他写信建议朝邑县以后可派人前往宁夏、甘肃方向购粮。他还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影响，设法联络、动员在山西运城、四川等地做生意的朝邑籍人士捐赈桑梓，施救乡里。随着灾情持续恶化，那些曾经同阎敬铭一道救灾的朝邑乡绅们感到十分沮丧、惶恐、绝望，阎敬铭即写信劝勉他们提振精神，要尽力而为，绝不可轻言放弃。并叮咛他们所有经手账目不可含糊，要防微杜渐。因有阎敬铭的倡导和支持，朝邑县的赈济活动启动早、有实效，在数百里内都颇有口碑。[2]449

2.恤民疾苦，设法减轻百姓差徭压力(www.daowen.com)

阎敬铭辞官回籍乡居，发现差徭已成为当地百姓不堪承受的弊政和生存压力。所谓差徭，就是清政府强加给农民的田赋以外的负担，按农民承担田赋的多少摊派钱数，用来解决官方往来各种差事人畜途经当地所需的各种费用。阎敬铭了解到，北方各省差徭问题异常突出，“山陕尤重”。咸丰、同治年间，各族人民反清斗争此起彼伏，陕西地处川、楚、晋、豫、甘交通要道，“兵差”等徭役非常繁重，“粮银（田赋）一两派差银数倍不等”。到灾荒前，十数年的战乱已趋稳定，“兵差”明显减少，即便如此，农民的差徭负担仍超过了田赋本身。在朝邑县，“粮银一两，摊差费千数百文”，农民被迫将勉强糊口的粮食“尽行粜卖以应追呼”，怨声载道。阎敬铭与民同苦，不忍坐视，于是他与陕甘总督左宗棠等函商，启动了朝邑县的差徭改革。其办法是将差徭费按每粮银（田赋）1两摊派300文收取，“交县（即县府）自行办差”，“官用己钱，诸从节省”，并“严查账目”，杜绝滥支、冒领、中饱现象。这一改革在“丁戊奇荒”期间，得到切实落实并显现成效，朝邑县实际差务支出数锐减，且“岁有余钱”，光绪四年（1878），就是用前两年差务所剩余额办理了差徭，当年全县对农民“未派一钱”[2]211-212。

阎敬铭稽查山西赈务期间，同时亦“奉命查陕西同州赈事”，时有同州府属华州（今华县）多人向他呈诉，说每年过境华州的官差酒席、车马、银钱、杂项“俱归民办”，差徭“摊派至万余串”，灾民不堪其苦。阎敬铭当即受理，“函告”同州知府饶应祺，要求其设法“裁减”。在他支持下，饶应祺将朝邑县减差徭的做法在包括华州在内的同州府属各州县普遍推广。经此番整顿、改革，同州地区百姓的差徭负担大为减轻。[2]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