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秋，第四集团军调防河南，守备巩县（今巩义市）、汜水、荥阳、广武百余里防线，以保证陇海铁路畅通并防止日军南下、西进。这支被蒋介石视若芒刺的“杂牌”部队在抗战最前线不但未被日军消灭，反而与八路军建立起密切关系，于是以换防休整为名，将其调离中条山区，而到新的战场担任河防任务。这里依然处于抗敌最前沿：北有黄河天险与日军直接对峙，东、南、西三面皆受蒋介石嫡系汤恩伯部队的监视包围。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为了逼迫国民党政府屈服，继1941年5月在中条山大败“中央军”之后，10月初，又以第三十五师团主力、第一一〇师团和骑兵第四旅团一部2万余人南渡黄河，向河南发起进攻。第一战区“中央军”各部消极防御，孙桐萱的第三集团军未做认真抵抗，就退出郑州，向密县方向后撤。处在二线的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漠然置之，任由敌寇轻而易举攻占郑州。我第四集团军虽倍受压迫欺凌，仍一面急派38军主力驰援郑州，一面固守巩县、汜水主阵地，堵截偷渡之敌，在荥阳、广武地区和日寇展开激烈的争夺战。

自10月2日至17日，半个月的作战中，我陕军部队就伤亡官兵1586名，毙伤敌军约千人，击碎了日军西进企图，敌我暂呈对峙状态。21日拂晓，敌军出动1000多人，在强大炮火掩护下，进犯广武。我17师102团守备的马砦、南城之线被敌突破，激战至当日8时，敌攻占广武西南4公里的定觉寺阵地，102团被日军包围，我101团两个营火速前往救援，掩护102团突围。敌攻下广武后，组织兵力西进6公里，在孟寨附近与我防守高村的部队对战。我17师发起反击，23日14时，101团向广武推进，16时30分攻入西关，经过激战完全收复广武县城。

日军为了长期盘踞邙山桥头阵地，在撤出郑州的同时，纠集兵力西犯广武。我第四集团军总部命令177师529旅向汜水急进，归17师指挥，11月2日又令177师归第三十八军指挥，参加肃清黄河南岸之敌作战。由于日寇构筑坚固工事重兵防守，火力凶猛又施放毒气，并残酷屠杀居民制造“无人区”，我军遂由强攻逐渐转入监视围堵作战。为期3个月的广武战役，我第四集团军仅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17师就伤亡官兵2280余名。其中102团损失了1个营，有些连队仅余二三十人，但部队士气依然如故。1943年，统帅部将第四集团军从邙山一带调离，调来汤恩伯部队在邙山坚守。

进入1944年，在太平洋战场连遭惨败的日本帝国为作垂死挣扎，东京大本营决定从满洲关东军抽集部分精锐南下，配合华北驻军孤注一掷发动“1号作战”，目的是打通中国南北铁路交通，摧毁西南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消灭重庆军队（特别是蒋介石中央嫡系部队）主力，以中国大陆为立足点，作为最后求存的条件[7]441。从2月起，侵华日军调整部署，首先对河南进行作战准备。

4月19日夜，日军突破邙山阵地，汤恩伯的中央军一路溃败。日军接着向第四集团军阵地实施攻击，我第九十六军坚守左翼阵地，177师配属军炮兵二连，奉命守备巩县以东褚岭与金沟间的主阵地，由530团副团长王汝昭（渭南市临渭区人，中共党员）指挥路云亭营占领虎牢关前进阵地，阻击西犯之敌。日军前锋部队连续攻击7天7夜，援兵增至两个联队，依然无法攻破虎牢关天堑。日军被迫采用迂回战术，占领西十里铺，截断了虎牢关与大本营的联系。虎牢关守军弹尽粮绝，在打死近千名鬼子后趁夜色撤离了阵地。

日寇在陕军坚守的阵地前吃了大亏，于是改变部署，一部分兵力牵制陕军，主力向汤恩伯所部发起进攻。汤恩伯的“中央军”阵地如同豆腐渣工程，被日军轻而易举攻破，日军连续攻陷密县、襄城、许昌、临汝、宜阳等地，直逼龙门。

龙门失陷后，“中央军”各部一片混乱，最高统帅部急令我第四集团军向洛阳以北的邙山挺进。第四集团军向邙山行进一天，统帅部又命反攻汜水；向着汜水行走一天，统帅部又命向偃师进攻；长途奔袭来到偃师，刚与日军交火，统帅部的命令又来了，这次是要求部队赶往新安西南地区。我第四集团军在战报中无可奈何地写道：“数万大军进退如此轻忽，统帅部之企图令人无测。”[2]275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最高统帅部，有蒋鼎文、汤恩伯那样的庸碌之辈作战场指挥，40多万国军被9.6万日寇打得一败涂地，仅汤恩伯部就损兵20余万。

此次豫西大战，我第四集团军各部拼尽全力坚守阵地，给骄狂的日军以重大杀伤，自己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共伤亡官兵4660余人，失踪和被俘2900余人。虽未能挽回大的局面，却有力地掩护了陕东，阻止了敌军大举西侵，对确保抗战策源地关中安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四集团军守备官道口、卢氏、长水一带，为陕东正面。函谷关、黄河岸至南山底一段约56华里，由胡宗南所部“中央军”四五个师防守，6月12日经敌一个联队冲击，立刻溃不成军。日军前锋一度进至虢略镇、朱阳镇，已临陕西东大门，华阴、渭南等地形势紧张，西安疏散市民，一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如果没有我第四集团军对敌侧背形成严重威胁，没有同样也是“杂牌”的马法五第四十军在阌乡县进行坚决抵抗，位于灵宝、函谷关险要地带的防线则很难保住，那样的话，关中大地就真的非常危险了。

1945年夏初，垂死挣扎的日寇再次打起关中的主意。5月13日驻陕州之敌铃木师团两个联队6000余人兵分两路，一路牵制潼关守军，另一路主力则企图经寺河，突破石大山后直取陕西东邻卢氏。15日，日军向驻防寺河街的第九十六军新编14师发起疯狂进攻。为避其锋芒，该师奉命后撤设防阻击。17日，固守卢氏县城的177师开赴前线，531团沿公路向官道口公开挺进，集结于陈家岭，给敌人造成防守假象。李振西师长亲率530团由杜关十字路进沟，借将军山掩护，抄小路向东绕行30公里，连夜向火山关急进。当晚，一营占领火山关附近高地，2营控制石火山东部山头，3营抢占火山关北部山头，531团主力也占领了石大山南部山头，对敌形成北、东、南三面合围之势。19日拂晓，战斗骤然打响，我军如天兵突降，枪炮轰鸣，杀声震天，日军仓皇之中被打得人仰马翻，节节败退。佐藤联队3000多人被围困于石大山南部沟内。同一时间，新14师也从官道口正面出击，进攻老虎头山另一日军联队。当日临近黄昏时，我空军飞机前来助战，向敌人大量投掷燃烧弹，新14师官兵奋勇出击，一举拿下老虎山头，歼敌千余人。20日晨，日军以一部牵制新14师，主力向火山关反扑，铃木师团又派一联队向火山关增援。我177师腹背受敌，时值麦熟季节，山上滴水难觅，后方供给不上，重机枪水箱干涸，战士以尿代水，顽强搏杀。午后，西安民众捐献的物资运到，上有飞机空投物资，下有县内民众支前，参战部队士气倍增，乘势发起猛攻。至黄昏，日军死伤过半，全线崩溃。当夜，其残部沿石大山南沟潜逃。此役共打死鬼子2000多人，日军一个联队长负伤，两个大队长被击毙。这是我陕军抗击日寇的最后一战，有力地捍卫了关中乃至大西北的安全，也为八年生死拼杀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自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至1945年日本投降，由爱国志士杨虎城将军一手打造的这支部队，始终坚守在民族危难之际最为需要的地方——从保定前线到忻州战场，从晋南中条山区到豫中百里河防，孙蔚如将军指挥的我陕军数万热血男儿，屡屡现身在数以十万计、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嫡系部队畏敌如鼠、望风而逃的混乱战局中，一帜独树，连战连捷。他们手握最低劣的武器，对抗最残暴的敌人，以血肉之躯阻挡侵略者铁蹄，有力遏止了日本强盗猖狂的攻势。他们不愧于“铁柱子”称号，堪称挺立不倒的民族脊梁。(www.daowen.com)

在此，我们也不应忘记同为十七路军血脉的第九十八军（“西安事变”后投奔蒋介石的原冯钦哉第七军）、新编27师（原陕西警备1旅），还有128师（由王劲哉拉走的原17师49旅两个团扩充为新编35师，后改番号）。这些部队继承了陕军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传统，在抗日前线同样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历史篇章：1941年5月中条山会战，新编27师师长王竣（蒲城人）壮烈殉国，副师长梁希贤率残部渡河南撤后自恨无颜面对家乡父老，投河自尽。第九十八军在中条山坚守阵地，会战失败后，拒绝撤退，转战敌后；1941年9月，在与日寇激战中，军长武士敏壮烈殉国。王劲哉128师，先后参与豫东会战和徐州会战，后占据鄂中六县独立开展抗日活动，多次重创日军；1943年2月，遭敌寇三路围攻，王劲哉（渭南市临渭区人）受伤被俘，坚贞不屈。

有关资料显示，全面抗战时期陕西总人口937万，征兵115.6万人，平均不到9人就有1人入伍参战。八年间，为抗击外寇侵略，保护家乡父老不受强敌凌辱而英勇牺牲的陕籍抗战英烈达数十万人。在关中一部县志中，仅抗战烈士名录就记载了满满十余页[4]。

参考文献：

[1]龚古今，唐培吉.中国抗日战争史稿[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2]李幺傻.十万男儿血 中条山保卫战[M].北京：西苑出版社，2012.

[3]张宏伟.传奇将军赵寿山[N].华商报，2013-2-17.

[4]三秦子弟多壮士 保家卫国慨而慷[N].陕西日报，2015-7-7.

[5]陕西抗战 冷娃怎一个“冷”字了得[N].合肥晚报，2010-11-24.

[6]张红中，张松.望原陕军抗日的骄傲[N].西安晚报，2015-8-31.

[7]孙挺信.中日大决战[M].北京：远方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