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六”会议，把坚决切实贯彻中央决策、领导群众创建政权提到了政治高度。会议强调要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领导农民群众，作一切公开与秘密的斗争，创造乡村与农协政权”[2]121-122。并明确提出了“乡村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武装农民”等口号。[2]133-136

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各级党组织积极推动农村革命斗争掀起高潮。1927年10月至1928年夏天，发展党团组织，建立农协组织，开展“兵运”策划发动“兵变”和起义，改造民团和土匪武装。特别在陕北组织发动清涧起义，在陕东渭华地区组织发动渭华起义、在渭北发动旬邑起义等多次起义斗争。起义失败、流血牺牲使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认识到根据地对革命成功至关重要，认识到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至关重要，在有了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基础上，在艰辛探索中选择了国民党当局统治比较薄弱的陕甘边和陕北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日趋扩大发展，最终统一为陕甘革命根据地。

培养军队、培植军事基础是党在西北的特要任务。中共陕西省委清醒地认识到这点，并且勇敢做起。如前所述，刘志丹创建南梁游击队，成为由共产党人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这支武装不断发展，1932年1月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1932年2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举起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1932年12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是西北地区建立红军的开端。1933年11月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逐步壮大。陕北特委领导创建陕北游击队，成为西北反帝同盟军的重要部分。1932年3月中共延川特别区委发动淮宁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1932年10月再次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九支队，1933年4月继续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历经挫折，红一支队1934年1月恢复。1933年7月后，中共陕北特委着力建立和扩大红军游击队，接连建立十多支游击队，到1934年7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1935年1月底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两军的统一领导指挥，显示出军事力量更为强大的战斗力和发展力。

陕甘游击队探索创建苏维埃政权，形成红色苏区。陕甘游击队1932年3月下旬在给中共陕西省委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在中心区域的寺村塬一带成立苏维埃政府，创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建立赤卫队，游击打豪绅，围攻夺取正宁县城等。并且尽快、主动、努力地加快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建立苏维埃政府，改编和成立赤卫军，建立贫农团、农民联合团、少先队等，很快形成寺村塬红色区域。

在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时期，创建苏维埃政权问题得到进一步实践探索。4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6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北方六省委代表联席会议通过《关于开展游击运动和创建北方苏区的决议》，强调“创造巩固与发展陕甘边新的苏区”是“北方党的基本任务与工作”[3]297-298，要求把红二十六军“锻炼成强有力的红军，巩固和发展陕甘边苏区”[3]333-334。中共中央8月1日发出的《指示信》，重申创立正式红军和陕甘边新苏区的决定。[3]248 8月30日省委派谢子长再次返任总指挥。1932年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进而，成立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选举产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加强根据地武装力量建设，包括陕甘游击队、农民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具有党、政、军组织的苏维埃政权，切实开展工作，得到壮大发展。

苏维埃政权对党和红军、根据地建设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不仅体现在根据地对党和红军发展的基础作用，也表现在危急关头发挥紧要重大作用。当红二团南下、根据地武装力量虚弱时刻，经过苏维埃政权和根据地武装力量领导者的努力，王泰吉提早发动耀县（今耀州区）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来到照金；中国工农红军耀县第三支队转移照金；渭北游击队撤到照金。照金游击队与到来的三支游击队共同组成新的武装力量，给根据地以保卫支持，给群众带来希望。当时，也出现了悲观“埋枪”撤离的分散游击、隐蔽斗争的观点，与组成红军主力的统一指挥、形成有力拳头的观点相互之间严重分歧。在著名的陈家坡会议——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薛家寨东的陈家坡召开的陕甘边党政军联席扩大会议上，来自省委的高岗与根据地的习仲勋等，与黄子祥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从当日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太阳大照才结束”[7]44，会议形成的意见是：“成立指挥部，统一行动，坚决扩大和创造陕甘边新苏区。”“这时的方针是：不打大仗，打小仗，集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深入陕甘边积极活动。”“陈家坡会议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7]43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以至陕甘革命根据地，根据地政权组织进一步健全坚实、体制机制更为协调统一、执政方略举措更加切实有效，根据地对主力红军生存发展的基础支撑作用更显必要重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3年10月底进入以南梁为中心时期，党的武装斗争重点转向南梁，进一步开创扩大革命根据地；成立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成立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恢复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赤卫军总指挥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进一步发展根据地党组织，成立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委员会，下辖耀县、淳耀县、永红、赤水和甘肃新正县，以及富县、中部等县的党组织。中共陕甘边区特委落实“七月会议”决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以华池为中心，向周边发展创建中心苏区，恢复扩大苏区，打通与陕北根据地的联系。

创造性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是陕甘边、陕北以至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举。面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等，面对民团、绿林武装和土匪，面对哥老会及扇子会、硬肚、软扇等会道门，根据地政权采取了争取和改造并行的政策。1934年10月率部参加红军的郭宝珊，曾是黄龙山“山大王”；与同情共产党的哥老会，建立了统战关系。刘志丹力主“革命要建立统一战线”，他给大家说：“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8]19-20习仲勋回忆说：“我们党在十七路军活动的历史一直没有间断过。我在陕甘边工作的时候，同我联系的同志大都是在这个部队，并且通过十七路军搞来了枪支、经费和人员。”[9]12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统战工作经验，为我党在西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经验借鉴。

陕甘边、陕北以至陕甘根据地注重廉政建设。苏维埃党政军领导集体认识到，为了充分彻底动员和依靠群众，陕甘边党政军单位及其干部和工作人员，首先要做到廉政廉洁。刘志丹、习仲勋等边区党政军领导强调：“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聚不义之财。”[10]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法令规定，凡一切党政干部，从穿衣吃饭到笔墨纸张等用品，均按最低需要发给，倡导艰苦节俭风尚。规定犯了错误都要给予相应处分。特别规定，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执行枪毙，予以严厉警示。

贯穿陕甘革命历史的根本的一条，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2月14日视察照金革命根据地时讲的：“当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能够在照金落脚，就是因为群众基础好，他们能够密切联系群众，这里的群众能够支持革命。现在我们党要依靠群众，要把照金精神传承好、发扬好。如果能做到这些的话，我们的事业就固若金汤了。”[11]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www.daowen.com)

[2]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M]//陕西党史资料丛书：十八.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3]姚文琦.西北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精编：一[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

[4]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陕北革命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5]姚文琦.西北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精编：二[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

[6]姚文琦.西北革命根据地回忆录精编：一[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

[7]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传[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8]习仲勋革命生涯编辑组.习仲勋革命生涯[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9]习仲勋冯文彬谈原十七路军[J].党史通讯，1984（1）：12.

[10]习仲勋.难忘的教诲——纪念刘志丹同志九十诞辰[N].人民日报，1993-10-24（5）.

[11]迎“七一”盘点习近平谈到过的那些革命精神[EB/OL].（2017-06-29）[2019-09-10].http：//www.　dangjian.　cn/djw2016sy/djw2016syyw/201706/t20170629_431805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