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并明确党的最主要任务是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会议所讲的“秋收起义”，发生在湘、赣边界。中共中央组织实施武装起义，重点在湘赣及鄂粤等省。但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坚决切实、更具创造性地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制定了开展武装斗争和进行土地革命的方针，有力地推动了陕西武装革命斗争。与会者比较一致地认识到“陕西主要的革命力量是农民”，“确信农民在此种加重的剥削之下，其革命的情绪，必于最近爆发起来”，“确信‘在斗争中组织农民’，并以‘大无畏的精神’去坚决的领导农民斗争，为农运要着”。并在《宣传问题决议案》中明确纠正过去不重视农村阶级斗争，认为领导农民斗争运动“幼稚”“过火”的错误，“今后我们要勇敢地改正以前的错误，并从这些错误中取得新经验”，“使每个同志都受到相当的军事训练，学习相当的军事知识，作武装民众暴动指挥者”[2]。

为了发动和组织群众，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组织工作决议案》强调“党到农村中去！”“党到军队中去！”“一切同志归支部！”“一切工作归支部！”[2]128这表明陕西共产党人组织路线的正确。为了加强省委领导力量，“九二六”会议改选调整省委领导班子，明确负责农运的省委委员，并由省委委员担任团省委书记。明确省委下辖县（市）委8个、区委10个、支部153个、特支32个。

清涧起义是在党的活动频繁、群众基础好的清涧、绥德和延川、延长、宜川开展的。渭华起义的发动，是由于大力发展党团和农协等组织，成立的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一定范围、一定程度地发动组织群众，开展农民运动、学生运动，与“兵运”“起义”相结合，实现了“由陕东各县民众的部分暴动汇合成陕东的民众大暴动，造成陕东民众割据局面，建立陕东苏维埃政权”[2]226-228，进而发展为起义大行动。后来的多次起义和兵变，也大都失败了，但挫折与失败使共产党人反思，找出原因主要是缺乏群众基础。正如习仲勋讲的：“没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没有创造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6]205

寺村塬红色政权是陕甘游击队建立根据地的初步尝试。陕甘游击队1932年3月中旬攻打正宁县城不克，撤驻正宁县寺村塬。刚刚立足的队委会随即向中共陕西省委报告，提出比较充分彻底地动员和依靠群众的计划。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这其中，还有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当时年代条件下，不足一月，游击队向省、省向中央报告，中央转省、省转游击队批复决议。这说明，中央、省委与游击队委关于动员和组织群众的认识一致。由于年轻的陕甘游击队力量一时难以足够强大，寺村塬红色苏区存在了20多天被迫解体。虽然只是短暂存在，但表明共产党人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明确认识，更有革命武装是革命政权条件保障的经验教训。

照金苏区的开辟，掀开共产党人发动和组织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新篇章。新成立的红二团随即横扫照金及周围的反动势力，在照金的芋园、高山槐一带发动和组织群众，组建起一批农民联合会和农民游击队。红二团的成立，保卫、促进了苏维埃政权发展，加速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的建立，以及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的重新建立。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在照金兔儿梁正式成立，特委书记金里科（后由秦武山接任），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同时成立青年团陕甘边特委，习仲勋兼任书记。4月5日，陕甘边工农兵大会在照金召开，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农民代表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兼革委会党团书记。照金、香山、芋园、七界石、老爷岭、桃渠原、马栏川等区、乡、村革命委员会先后成立。陕甘边区党政军的建立与发展是充分动员和组织群众工作取得重大成就的标志。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权，切实开展土地革命，实施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切实有效举措。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贯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法》，开展土地革命。废除反动政府苛捐杂税，没收地主、反动富农和祠堂寺庙的土地，按照《土地法》政策和各村实际明确标准与办法，分地给没地少地的贫苦农民，芋园乡分配土地2000余亩，金盆乡分配土地5000余亩，十多个乡村贫苦农民都分得了土地，地界用插木橛的方法区分。(www.daowen.com)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建立、健全苏维埃政权组织，开展土地革命。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副主席贾生秀、牛永清等，领导苏维埃政府各级单位，汲取以往经验教训，抓紧进行土地分配工作，并且在后来解决了土地所有制和所有权问题。在周边乡村，最初执行打土豪分财物的政策。在陕甘边南区，先试点后展开。

陕甘边根据地积极开展经济、教育、文化等建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和廉政建设，大力发展苏区经济、社会事业，使根据地建设与拥军优属工作比较切实深入地进行。经济、文化工作使群众明显受益，深得群众好评。当时，积极开展商贸活动，促进集市贸易，设立苏维埃政府银行、造币厂，手工印制苏币，打通苏区与商人往来贸易渠道。创办列宁小学。广泛开展移风易俗活动，成立禁毒、禁赌、放足委员会，颁布实施反对包办婚姻、反对封建迷信等条例。积极拥军优属，扩大红军队伍，促进红军战斗力提升。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兵力发展到2000多人，游击队发展到3000多人，赤卫队发展到5000多人，革命军事力量不断强大。

与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不同的是，由于地理与社会状况差异，陕北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先建立县级政权，再建立全根据地政权，是一个由下而上、由点向面的进程。中共陕北特委最早帮助清涧县革命委员会颁布组织条例，要求根据地各县参照执行。条例要求先在县委领导下成立筹备委员会，确定党、团、游击队、群众组织代表在工农兵代表大会中的人数，再由各县工农兵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成立工农民主政府。各县在乡村普遍建立了贫农会组织、共青团和妇女组织等群众组织。清涧县建有总工会。土地革命集中在1934年底到1935年初普遍展开，规定“红军战士有分得土地的优先权”，“城市工人的家（属）同样有分得土地的权利”，给富农分坏地但“以让他自己耕种为条件”[5]196-197，“反对因白匪‘围剿’而放弃或推迟分配土地的执行”[5]232等政策。

在陕甘边、陕北以至陕甘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进行土地分配运动，以及陕甘边根据地建设工作，充分彻底地调动了贫苦农民投身革命的积极性，切实地密切了党和红军、革命政权与人民群众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