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泉先生一生所学，交游，基于儒家及关学，发于良知，致力于实践。当时，阳明后期的学人“谈良知者多放纵决裂，为世诟病，是空谈良知而不实用致之之功故也”。后来清李维桢独评价南大吉说：“天下为新建（新建伯王阳明）学者不少矣，托之空言，不若见诸行事，深切注明则公其人耳。余闻嘉靖初，当国者忌新建，禁伪学，嗛公行其《传习录》，谗口因是得人。今新建配食孔子，公并受秦越人血食，学何负人哉？”瑞泉先生逝世后数十年，被绍兴、渭南两地祀于名宦祠。

南大吉一生交游，极其广泛，幼受学于父南金，先后学于新野县教谕冷宗元、邓州知州常赐。此后与当时陕西关中学人的交往，有吕柟、康海、马理、王元正、张治道、王九思、李锦、裴绍宗、马汝骥、韩邦奇、韩邦靖、李宗枢、薛祖学等，海内则有王守仁、何景明、高友玑、杨慎、张钦、常伦、王溱、赵文载、桑溥、薛蕙、叶天球、祝宏舒等等。

关中有阳明学，则是南大吉兄弟归渭南后。因为南大吉湭西书院的创立，关学开始有了与阳明心学真正的交融。虽然同时期的吕柟与阳明先生及湛若水、马汝骥等就理学、致良知等先后辩论过，但是谁也没有说服谁。即便吕泾野、马理、康海诸儒与南大吉或少或多都有联系交往，甚至有的还互有一层亲戚关系，但这时候，关学与阳明心学尚未真正融合。瑞泉南大吉、姜泉南逢吉兄弟在湭西书院及姜泉书院的讲学，使阳明学说与关学深度融合有了可能。(www.daowen.com)

李元春在《关中三先生语要录序》中说：“讲朱子（朱熹）者斥象山（陆九渊）心学、阳明（王阳明）良知为非，虽以泾野（吕柟）与阳明同时，亦持此论。”冯从吾则说“泾野为薛文清（薛瑄）门人，学朱子之学；渭南二南（南大吉、南逢吉）则阳明受业弟子，各不相是，而未始不交重也。”当时，在明正德、嘉靖时期重要关学人物中，吕柟长南大吉八岁，康海长南大吉十二岁，王九思则长南大吉十九岁，马理亦长南大吉十三岁，马汝骥小南大吉六岁。正德九年南大吉丧父的时候，吕柟为撰墓碑；嘉靖十二年，南大吉丧母，康海为撰墓志铭。马理与南大吉亦友亦亲，为连襟关系。马理父卒，瑞泉先生为作墓碑；而瑞泉先生南大吉去世后，马理又亲为撰、写墓碑，马汝骥为作墓志铭。其后人也保持着一定的交往与联系，后来南大吉侄南轩亦受康对山先生次子康梣（字子秀）之请为《康对山先生抄本》作序，南逢吉之孙南师仲亦与康梣为金兰结社莫逆之交。与冯从吾亦有深交，南逢吉曾孙南居益、玄孙南廷铉之外甥李因笃之父李映林，亦学于冯从吾。马理言瑞泉先生“与人和而有容，简易可亲，怒不至詈。虽有不和而亲旧不失，唯善是扬”。虽然学有不同，年有高低，确无门户之狭。关学与程朱、阳明学一直在互相吸收交融中发展，此后冯从吾、李颙、李元春等总其说，融合程朱陆王之间，且代有闻人，关学由是基于儒家经典，一统程朱陆王，总其说，有了新的发展。张载之后的关中理学在嘉靖初期与阳明心学在碰撞中交融，互取，至冯从吾则有了关中理学、阳明心学之集大成之像。

姜泉先生南逢吉之孙、礼部尚书南师仲将阳明致良知说离而为四，为“立志、格物、从政、教人”，此正所以为在实践中致其良知。冯从吾谓此“良知是本体，致知是功夫。识得本体，然后可以做功夫。做得功夫，然后可以复本体。千流万注而不离其源，千言万语而不出其宗，此文成公之学所以大有功于斯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