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泉先生任府绍兴之前曾作《守辨》曰：“君子学以行道，余则弗论也。”学以践行，是为“躬行君子”。

明嘉靖二年（1523），南瑞泉先生以户部郎出守绍兴，任绍兴知府。以“敏以临政、忠以事上，敬以使民，果以御变，勋劳王室，润泽生民”为要，更以“泽被苍生，功在社稷”为己任，也是致力于对平生所学的实践。先生至绍兴府则见府城、公署、庙堂、学校等破败不堪，于是瑞泉先生以身作则，早晚勤政不辍，根据事情轻重缓急依次图之，并任贤选能，凡是不便民众的积弊均予以革除，绍兴府面貌为之一新。

时阳明先生丁父忧在里，并倡道东南讲授良知学。因瑞泉先生为正德六年（1511）殿试阳明先生分房所取之士，故阳明先生与瑞泉先生又有座主门生之谊。瑞泉先生及弟逢吉、侄南轩俱从阳明先生学。南轩《跋刻先伯父瑞泉公集》曰：“当先伯父瑞泉公携余父受学阳明先生时，余方总角，伯父每命执古本《大学》侍立于旁听焉。”

《明儒学案》记瑞泉先生“观摩之久，因悟人心自有圣贤，奚必他求？”瑞泉先生辟稽山书院，身亲讲习，择八邑俊才读于书院及府学中，于是明季东南人文自此而盛。(www.daowen.com)

瑞泉先生在绍兴期间，敢冒天下非议阳明心学之难，而续刻阳明先生《传习录》于世。并亲作《刻传习录序》：“故夫圣贤之言，将以明斯道而示诸人，使天下之人晓然知道之在，是而庶民兴焉。庶民兴则邪慝息，邪慝息则万物序而天地官矣，然后圣贤之新始安而其言始已矣。”瑞泉先生所倡导的“道”，目的是“庶民兴而邪慝息”的道，非无为之道。又说“是录也，门弟子录阳明先生问答之词、讨论之书，而刻以示诸天下者也。……而窃见夫所谓道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人心之所同然者也”。阳明先生在《答南元善》书中对其良知之体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盖吾良知之体，本自聪明睿智，本自宽裕温柔，本自发强刚毅，本自斋庄中正，本自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源泉而时出之，本无富贵之可慕，本无贫贱之可忧，本无得丧之可欣戚，爱憎之可取舍”，其语尽出于《中庸》至圣章。后来桂萼质疑阳明先生良知之体乃伪学，其门生黄绾亦辨之，说致知出于孔氏，而良知出于孟轲性善之论。亲民则《大学》旧本所谓亲民者；而知行合一，为知至至之，知终终之，只一事也这些都驳斥了桂萼等对阳明学说的非议，阳明先生良知之学本自孔门正传而有所振发，而后传之是肯定的。

南大吉守越三年，亲民仁政，重视教育，查革奸弊，严正士风，申明仪礼，兴修水利，遗泽苍生。其为道不空为其说，真正在实践中致力其所学良知。在与赵文载的信中则言：“尝勉强自树求诸心，以徵诸民，利惟其当兴而有福于民者则兴之，功不邀于一时。弊唯其当革而有祸于民者则革之，名不为乎一己。风则欲移而淳之也，而不苟从夫众见之同。俗则欲易而之厚也，而不窃畏夫群言之乱。”

瑞泉先生明德、亲民、仁政、革弊，终因触动豪族利益而遭蜚语中伤，以致嘉靖四年冬入觐考察时遭遇不公，遂浩然无愧，罢官归于渭南。面对诽谤中伤，他在寄书叶天球的信中说：“古之君子不以毁誉得丧动其心，是以学日进而德日修也。……至今年且四十矣，而兹归也，反之于心若无愧焉。”阳明先生则评价南大吉：“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沈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然自有横渠之后，此学不讲，或亦与四方无异矣。自此关中之士有所振发兴起，进其文艺于道德之归，变其气节为圣贤之学，将必自吾元善昆季（南大吉兄弟）始也。”嘉靖后期，关学集大成者冯从吾评瑞泉先生说：“元善笃信文成，而毁誉得失不能夺，其真能‘致良知’可知。”此时，关学发展虽有门户之分，各学者造诣亦有不同，但同源一脉，俱为孔门而下之余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