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命的激流中，南大吉因弘道而折翅仕途，然其不以此动心，超然物外，探求圣学义无反顾，其在返乡的途中给其师写信，只字不提罢官之事，但问学业之疑。王阳明在复信中对南大吉豁达大度、不计得失的品格给予高度赞赏：

近得中途寄来书，读之恍然如接颜色。勤勤恳恳，惟以得闻道为喜，急问学为事，恐卒不得为圣人为忧，亹亹千数百言，略无一字及于得丧荣辱之间，此非真有朝闻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浣慰何如！诸生递观传诵，相与叹仰歆服，因而兴起者多矣。[1]210

在信中，王阳明还以“勤勤恳恳，惟以得闻道为喜”“急问学为事，恐卒不得为圣人为忧”之语评价南大吉的为政为学之道，尤对信中千语言而不提“得丧荣辱”之气度表示由衷的欣慰和赞许，有孔圣人“朝闻夕死”之志，不以得失荣辱为念，人生境界之高，堪称士中俊杰。为褒扬南大吉之品德王阳明还将此信给学子传阅，激发诸生志向。信中，王阳明通过比较，极赞南大吉是“有道之士”：

世之高抗通脱之士，捐富贵，轻利害，弃爵禄，决然长往而不顾者，亦皆有之。彼其或从好于外道诡异之说，投情于诗酒山水技艺之乐，又或奋发于意气，感激于愤悱，牵溺于嗜好，有待于物以相胜，是以去彼取此而后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郁，情随事移，则忧愁悲苦随之而作。果能捐富贵，轻利害，弃爵录，快然终身，无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见其良知之昭明灵觉，圆融洞澈，廓然与太虚而同体。[1]210(www.daowen.com)

王阳明此段议论精辟独到，对世人中具有“捐富贵，轻利害，弃爵禄”价值观倾向的士人做了划分：一类是“高抗通脱之士”，其特征：或“好于外道诡异之说，投情于诗酒山水技艺之乐”“奋发于意气，感激于愤悱，牵溺于嗜好，有待于物以相胜，是以去彼取此而后能”，此类人已无远大高洁之志向，以嗜好度日，玩物丧志，自以为超脱尘世，视名利富贵为烟云，实际上则陷入虚度年华，自戕生命的泥潭之中。与此相对的则是“有道之士”，其特征：“以见其良知之昭明灵觉，圆融洞澈，廓然与太虚而同体”。此类人是以“良知”立身，有与万物同体之心，故能真正做到“捐富贵，轻利害，弃爵禄”，而不失人性之善，凡是贵得于心，以良知为是非，虽其言出自孔子，不敢以为是。由此，王阳明进一步推演出南大吉的处世态度完全符合“有道之士”的品质特征：

故凡有道之士，其于慕富贵，忧贫贱，欣戚得丧而取舍爱憎也，若洗目中之尘而拔耳中之楔。其于富贵、贫贱、得丧、爱憎之相，值若飘风浮霭之往来变化于太虚，而太虚之体，固常廓然其无碍也。元善今日之所造，其殆庶几于是矣乎！是岂有待于物以相胜而去彼取此？激昂于一时之意气者所能强？而声音笑貌以为之乎？元善自爱！元善自爱！[1]211

上述议论，王阳明极赞赏南大吉坚守心中的良知，不为“富贵、贫贱、得丧”而动心的高贵品质。南大吉因不愿与当朝权奸同流合污而遭罢官，富贵、利禄与他无关；其虽失去了官职，但获得了自己的尊严，当属“有道之人”，内心是富足、高尚的，才是真正的超脱。因而，“高抗通脱之士”与“有道之士”在宇宙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等诸方面有着本质的区别，远非与那些“高抗通脱之士”相提并论。南大吉的自立、独得精神，其思想渊源显然源于阳明心学的良知学说，其独特的行为方式显然是以其师为榜样，由此，确立了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道之人”的形象，其人生价值取向对后世士人的立身之道选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