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自正德十六年（1521）返绍兴家中后，因被朝廷封为“新建伯”，故在其父原宅基础上扩建“新建伯”府第，俗称“伯府”。此府邸成为王阳明讲学论道之所，在此接待来自四方的学子，以至于偌大的伯府人满不堪，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求学需求。作为阳明亲传弟子、绍兴知府的南大吉因经常来伯府问学自然知情。为此，南大吉决意扩建绍兴稽山书院，增建“尊经阁”等教学设施。嘉靖三年（1524）知府南大吉令山阴知县吴瀛拓书院，增建“明德堂”“尊经阁”。此稽山书院始建于宋宝元元年（1038），名臣范仲淹出任越州知州之时。范到任后的次年，在越州州治今绍兴市区府山风雨亭处创建稽山书院。至南宋乾道六年（1170），朱熹在稽山书院讲学敷政。及至元至正年间，稽山书院得以修葺扩建，至元末书院一度荒废。明正德间，山阴知县张焕移建故址之西。

南大吉扩建稽山书院，为其师传播学说提供了更好的教育环境，以教化府属八县弟子，有志于归圣贤之道，以救世儒学风颓败。据《年谱》记载：“于是辟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南大吉自到书院讲论经义、督促弟子学习。由于王阳明应南大吉之请在稽山书院讲学，声名远播，于是四方学子闻声而来，聚集在阳明门下。据《年谱》记载：“于是萧谬、杨汝荣、杨绍芳等来自湖广，杨仕鸣、薛宗铠、黄梦星等来自广东，王艮、孟源、周冲等来自直隶，何秦、黄弘纲等来自南赣，刘邦采、刘文敏等来自安福，魏良政、魏良器等来自新建，曾忭来自泰和。”[1]1290因稽山书院容量有限，而远道而来的学子源源不绝，以至于“宫剎卑隘，至不能容。盖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在此期间，王阳明“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极良知以至于至善，功夫有得，则因方设教”。可以说，稽山书院的扩建，对于培养阳明心学专才、推助王阳明“万物一体”学说的流播发挥了重要作用，亦为其后绍兴阳明书院的建立提供了范式。稽山书院尊经阁落成后，南大吉请其师作记。王阳明婉辞不得，便应允作记。王阳明在文末说：

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又为尊经之阁于其后。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阁成，请予一言以谂多士。予既不获辞，则为记之若是。呜呼！世之学者既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1]255(www.daowen.com)

此文，在写作上一反传统作“记”之套路，对建阁的过程，阁本身的形制、建筑特色只字未提，而以“尊经阁”之“经”自作为阐发心学观点的论题，系统地论述了“《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的精辟观点，阐明了“经”的内涵，角度新颖，独树新说，发人未发，别开生面。对当时的思想界、学界起到了振聋发聩、正本清源、澄清是非的作用，影响之大无人出其右。王阳明对此文亦十分看重，寄呈其道友湛甘泉分享。其后，被清人所编《古文观止》收录，可见在文脉上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