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吉在知府任上勤政为民多有善举，感染了当地士民，从对南大吉不了解到爱戴，情感上发生了重大转变。按制南大吉奉命入觐，百姓获知，担忧知府一去不返，请留的呼声十分强烈，还想通过王阳明挽留，反映了南大吉与百姓之间的深厚情谊。王阳明在《送南大吉入觐序》一文中对此做了详细的记载：

至是惠洽泽流而政益便，相与悔曰：“吾始不知侯之爱我也，而反以为殃我也；吾始不知侯之拯我也，而反以为劳我也；吾其无人之心乎！侯真吾之严父也，慈母也！”于是侯且入觐，百姓惶惶请留，不得，相与谋之多士曰：“吾去慈母，吾将安哺乎？吾去严父，吾将安恃乎？”士曰：“吁嗟！维父与母，则生尔身；维侯我师，实生我心。吾宁可以一日而无吾师之临乎！”则相与假重于阳明子而乞留焉。阳明子曰：“三年之觐，大典也。侯焉可留乎？虽然，此在尔士尔民之心。夫承志而无违，子之善养也；离师友而不背，弟子之善学也。不然，虽居膝下而侍几杖，犹为不善养而操戈入室者也。奚必以留侯为哉！”众皆默然，良久，曰：“公之言是也。”相顾逡巡而退。明日，复师生相率而来请曰：“无以输吾之情，愿以公言致之于侯。庶侯之遄其来旋，而有以速诸生之化，慰吾民之延颈也。”[1]882

然而，这样一位求通民情，愿闻己过，清正廉洁的南知府，竟然没有通过朝廷考计。其遭罢官归里，仕途生涯画上了句号。据文献显示，其罢官不是因为失责赖政，主要是其不避时讳、增刻《传习录》而所致。(www.daowen.com)

王阳明心学的代表作之一为《传习录》，最初的《传习录》是由阳明早期弟子、其妹夫徐爱整理编纂而成的阳明语录集。徐爱据《论语·学而》中“传而不习乎”之意，取名《传习录》。其后，王阳明的另一弟子广东揭阳人薛侃继续整理阳明语录，将徐爱所录的残稿及阳明弟子浙江吴兴人陆澄与他新录的各为一卷，共三卷，于正德十三年（1534）八月首刻于虔州（今江西赣州），即为明隆庆六年（1572）谢廷杰所刊刻的《王文成公全书·语录》（简称“隆庆本”）之卷一。时至嘉靖三年（1524）十月，绍兴知府南大吉因受王阳明亲炙，深契“良知”之学精髓，为弘扬师说，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以薛侃赣州首刻的《传习录》三卷为底本，又将其师手定的论学书信加以增补，并命其弟南逢吉“校续而重刻之”，续刻增补本之《传习录》于绍兴。南大吉所增刻的其师论学书信八篇，其篇目为：《答徐成之》二书（正德六年）、《答周道通》（嘉靖元年）、《答陆原静》二书（正德十六年）、《答罗整庵》（正德十五年）、《训蒙大意》（正德十五年）、《教约》（正德十五年）。其后，王阳明的晚年弟子钱德洪，将此八篇中的书信加以调整，即成为隆庆本《传习录》之卷二。钱德洪还将自己与其他阳明弟子所录先师之语，编纂为隆庆本《传习录》之卷三。

南大吉在《传习录序》中说：“是录也，门弟子录阳明先生问答之辞、讨论之书，而刻以示诸天下者也。吉也从游宫墙之下，其于是录也，朝观而夕玩，口诵而心求，盖亦自信之笃而窃见夫所谓道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无朝夕人心之所同然者也。”[1]1580南大吉续刻《传习录》，在当时的情势下是逆天之为，因当朝贬抑王学。钱德洪在《传习录》中题记说：“元善当时汹汹，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闻斯学为庆，而绝有纤芥愤郁不平之气。斯录之刻，人见其有助于同志甚大，而不知其处时之甚艰也。”[1]40由此可知，南大吉此举甚为艰险，并为其后被朝中权贵嫉恨遭罢官之起因。南大吉对其师的著述心存敬畏、推崇至之，才不顾自身安危，“以身明道”而续刻《传习录》，其为传播阳明心学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