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吉见证了王阳明晚年“致良知”思想的演变过程，并深受阳明心学的影响。王阳明晚年居越时，围绕“万物同体”的观点，在追求自我内心精神层面的基础上，更加重视生民的生活状况。从良知学的角度上讲，万物同体论引起了良知内涵的变化，使致良知趋向实践层面的落实，成为阳明心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对南大吉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南大吉就是沿着良知学趋向实践层面的路向去践行，学政合一，心学治政。

南大吉遗父之志，勤勤恳恳，行法敦仁、心怀与物同体之志。正德七年冬十月，授户部湖广司主事；丁丑十二年，复授户部江西司主事；辛巳十六年，升浙江司员外郎，扎理下粮厅及清查京营诸食粮军士，夏五月，升福建司郎中，寻调云南司。一生为官功绩最大当属嘉靖二年历浙江绍兴府知府，造福百姓，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和认可。入觐罢官后归乡，建立湭山书院，志于讲学，多有高门弟子。他在了解了良知真谛后，便能知“学与仕本一事，而非两途也”，且能够怀着平实朴素的心态亲身躬行、实践。当是时，人们批判王阳明心学流于空疏之弊，然而却不知其良苦用心之处在于亲身实践。

南大吉治越期间，问政于阳明先生，王阳明回答：“亲民治政”，使他领悟到“明明德”即是“亲民”，“亲民”即是“明明德”，亲己之父而亲人之父，亲己之兄而亲人之兄，以至于君臣、夫妇、朋友，推而至于鸟兽草木，孝悌之情，万物之感，皆是自然昭著显见于人心，其依天命之性，人率而行之，无物欲之弊，对此则是亲民才能“明其明德”，“求尽吾心以自明其明德”，最后达到“明明德于天下”，使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至善”是天然自有的，毫无加损，否则为“私意小智”。“明德亲民”止于吾心之“至善”，“犹之规矩之于方圆也，尺度之于长短也，权衡之于轻重也”^[14]。揭示了其“至善”本质在于“明德亲民”，就像“规矩”的功用在于校正“方圆”，“尺度”的用处在于测量“长短”，“权衡”作为判断“轻重”的准绳。于是名其莅政之堂曰“亲民”，而曰：“吾以亲民为职者也，吾务亲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15]元善喟然而叹曰：“甚哉！大人之学若是其简易也。吾乃今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吾乃今知天下之为一家、中国之为一人矣！一夫不被其泽，若己推而内诸沟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如《大学》中所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6]南大吉将我与民紧密地融为一体，即心与大道合一，正是南大吉追求的“视天地万物无一而非我”的天人合一境界。由此观之，他对“政学合一”观念有了深刻的体悟，同时从自身的亲历实际出发，更好地践行了“政学合一”观。王阳明当时所讲的致良知之学与亲民之政，对南大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师者的一番教导之后，南大吉以亲民为为政之要，从修身之明明德向亲民治政推广开来。

渭南南侯守越，巨奸狡猾，面对民众和士人的诽谤，“持之弥坚，行之弥决”。南大吉认为他们“并非无是非之心”而是“弊于习染”，所以“学之不讲而教之不明”。于是建龙首书院，南镇庙、镇东阁；重起稽山书院，聚八方学士；开浚运河，治水安民，关心群众切身利益；重修海塘城、大禹陵庙；处置冤案，治理会稽大盗，育化民众，造福乡里。“锄奸兴利，不避嫌怨”，功绩累累。后来，民风渐淳，民众、士人“日有所觉，月有所悟”，称其为“严父”“慈母”。他能够体察民情，应父亲之志，穷究其体，完成《渭南志》并昭显于后世。其中包括：图两卷，以治民事神为主；表四卷，阙所不知者，录其所知也；考五卷，传七卷。“图以宣隐，表以阐微，考以稽物，传以垂轨，不侈而悉，不迂而理。”^[17]嘉议大夫河南按察使门人富平李宗枢所写的《渭南县志叙》称其为“良史之才”，他对待史实严谨客观，不浮夸，不隐匿，能够秉着还原真实历史的态度原则。南大吉还进一步在《风土考》提出了“天下大本”的思想，“风俗者，天下之大本。政教者，治世之先务。”^[18]“风俗”关乎天下之治乱，系“政教者”之职责，故“先务”。南大吉不仅对阳明心学“中心悦而诚服之”，同时深知其关键在于亲身躬行，将一生所学致力于从政生涯，更好地诠释了“心学治政”的理念。

南大吉通过为学治政践行良知之学，继承了王阳明晚年致良知向亲民治政的实践层面的转向，与“万物同体”之志相对应，为生民营造了舒适安宁的社会秩序、淳朴的社会风气，南大吉对心学有着深刻的体悟，对思想的阐释紧密结合为学为仕经历，从具体的为学进德和为官治政中去反求诸己，努力践行。他为关中思想发展增添了心学因素，促进了明代理学的中兴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冯从吾.关学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南大吉集[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3]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4]刘学智.南大吉与王阳明——兼谈阳明心学对关学的影响[J].中国哲学史，2010，19（3）：98.

[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

【注释】

[1]南大吉：《寄马西玄仲房书》，《南大吉集》，李似珍点校，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页。

[2]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52，《中庸第三十》，《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阮元校刻，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527页。

[3]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卷13上，《尽心章句上》，《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阮元校刻，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014页。

[4]南大吉：《师论》，《南大吉集》，李似珍点校，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9页。(www.daowen.com)

[5]同上。

[6]冯从吾：《瑞泉南先生》，《关学编》，陈俊民、徐兴海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1页。

[7]南大吉：《寄马西玄仲房书》，《南大吉集》，李似珍点校，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页。

[8]南大吉：《寄答阳明先生书》，《南大吉集》，李似珍点校，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0-81页。

[9]南大吉：《寄答阳明先生书》，《南大吉集》，李似珍点校，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1页。

[10]冯从吾：《瑞泉南先生》，《关学编》，陈俊民、徐兴海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2页。

[11]南大吉：《寄骆秀才行简王秀才懋明书》，《南大吉集》，李似珍点校，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2页。

[12]南大吉：《寄贺长洲府书》，《南大吉集》，李似珍点校，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4页。

[13]冯从吾：《瑞泉南先生》，《关学编》，陈俊民、徐兴海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1页。

[14]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80页。

[15]王守仁：《亲民堂记》，《南大吉集》，李似珍点校，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1页。

[16]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60，《大学第四十二》，《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阮元校刻，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631页。

[17]李宗枢：《明嘉靖渭南县志摘录》，《南大吉集》，李似珍点校，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5页。

[18]南大吉：《风土考第三》，《明嘉靖渭南县志摘录》，《南大吉集》，李似珍点校，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