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讲“致良知”，是在“良知”发用流行中用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依靠内在良知本体和道德理性的觉悟去指导日用伦常。南大吉也将“良知”及其流行发用比作“理”与“法”、“体”与“用”的关系，圣人之“良知”是“定理”“定体”，而其流行发用则是“定理”所呈现的“无定法”、“定体”所呈现的“无定用”，顺应天地万物，“无定法”“无定用”的流行发用最终能通变为恰当之法和恰当之用。圣人“良知”所发，无论在参赞天地之化育，还是日用伦常动静之间，都能“随物当理，随时应变”。因为“良知”为人心本具，且内含有无穷无定、应事之变的能力，所以应“反求物理于吾心之良知”，各有其当，至通无碍。然而，以“无定法”为定法，以“无定用”为定用，这正是众人的诟病所在。

“盖先生（大吉）之学以致良知为宗旨，以慎独改过为致知工夫，饬躬励行，惇伦叙理，非世儒矜解悟而略检押者可比。”^[10]冯从吾对南大吉的评价是恰当的。

在《寄骆秀才行简王秀才懋明书》中，南大吉说：“故夫慎独格物致吾之良知，以求至乎圣人之道者，则非一时之荣辱进退、聚散远迩所能加损者也。若苟放其心而攴于物，则亦引之而已。”^[11]圣人以“慎独”作为涵养心性的工夫，作为衡量日常行为的标准，非有“一时之荣辱进退、聚散远迩”而有所偏差。良知明觉的状态即是对事物无所欺蔽和牵累，行处之间能够自明、自得、自安、自快。不因闻誉而喜，不因毁誉得丧，不因得则乐，不因丧则忧。没有事物欺蔽，于行动间自觉良知所发，没有物欲私累，则自得安处，心中自然畅然自快、怡然自得。这种畅然自快、怡然自得之感即是“慎独”，是心之良知自明的状态。南大吉的朋友应壁曾向他求教，南大吉在答复的信中讲到：“依是良知，尊尊卑卑、厚厚薄薄、有有无无，不以一毫私意参乎其间，即所谓慎独也，即所谓致良知也。……夫兹应酹小事也，此其大者可无慎乎！由是观之则吾心天理之流行，果有离于日用之常乎！夫其常也自一应酹之小以极乎庶政之繁繁，然条理果有出于吾良知天则之外乎！”^[12]“致良知”于日用伦常中，不计较“尊卑”“厚薄”“有无”，不掺杂“一毫私意”，即是“慎独”。“慎独”小可行于日用伦常，大可推至为政之事。南大吉正是在为政做官的事务中，通过反省自讼修身养性的功夫，使“心之良知”昭然自现。南大吉为官时期，时刻请益求学于阳明先生，砥砺躬行，经常审慎反思为政过失，于是便与王阳明有了一段蕴意颇深的对话：

尝曰：“大吉临政多过，先生何无一言？”王公曰：“何过？”先生历数其事。王公曰：“吾言之矣。”先生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自知之。”王公曰：“良知却是我言。”先生笑谢而去。居数日，复自数过加密，来告曰：“与其过后悔改，不若预言无犯为佳也。”王公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先生笑谢而去。居数日，复自数过益密，曰：“身过可勉，心过奈何？”王公曰：“昔镜未开，可得藏垢。今镜明矣，一尘之落，自难住脚。此正入圣之机也，勉之！”^[13](www.daowen.com)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南大吉在王阳明的教诲下懂得了“自悔之真”的可贵之处，遇事审慎行之，有过然后能改。将功名、利禄、贫贱、忧戚等置之度外，不为功名利禄所动，不为贫贱忧戚所移。王阳明以“明镜之喻”生动形象地回答了南大吉“心过奈何”的疑虑。人人本具“良知”，“镜明”已开，然陋习之弊自然很难纠缠纷扰本有的“良知”，则良知自现。成圣的真谛就在于保持心之“镜明”。圣人与众人心本同然，然圣人能够保持心之“镜明”，而众人则是“镜明”未开，为藏垢所盖，需时刻下工夫。

南大吉以“慎独改过”为致良知的功夫，这正是“以其（良知）率而行之谓之道”修己成德功夫论的展开。以“慎独改过”纠陋习之弊，呈现心之明镜，使良知自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