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吉自少就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知求圣贤之学，“入仕，尚友讲学，渐弃其辞章之习，志于圣道，然犹豪旷不拘小节”^[6]，尤其是在阳明心学在当时遭到非议，南大吉没有附势取悦，而是“慨然悼末学之支离”，“以致良知为宗旨”。对“心之良知本一”“吾心本体自现”的领悟就在于“中心悦而诚服之”。

“夫王先生之学，天下方疑而非议之，而某辄敢笃信而诚服之者，非所以附势而取悦也，非谓其所惑也，非喜其异而然也，反而求之，窃有以见夫吾心本如是，道本如是，学本如是，而不可以他求也。”^[7]反求诸己，非攀炎附势，非喜异求新，而应笃信诚服，明见个体所存之心、所求之道、所向之学皆源于良知。事、理、学都是“吾心之本体自现”，为人心良知所具有，即是“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学”。在他看来，只有“中心悦而诚服之”，使“吾心本体自现”，才使“心之良知本一”。这是在王阳明传授良知之学的过程中得以证实的，也成为解释七十弟子之所以服于孔子的关键所在。南大吉在《寄答阳明先生书》中曰：

兹孟子谓七十子服孔子，夫苟其中心之悦也。夫苟其中心之悦也，必得其心之所同然者矣。……彼七十子者其初也，亦众人之徒也。及闻孔子之教而各得其心之所同然，然后天之命于我者勉而全之，始不愧于为人之道，而得免夫禽兽之归，则孔子于诸子有罔极之恩焉。是故其生也悦而诚，其死也哀而庐诸其墓焉。^[8]

大吉兄弟资不敏，其幼而学也，窃尝有志于圣贤之道，乃为近世格物之说所罔，终焉莫得其门。比其长也，乃遂驰骛于词翰之场，争奇而斗胜者，然且十数年矣。既乃以守越获登尊师之门，而领致知之教，始信人皆可以为尧舜，而七十子之所以服孔子者非伪也。^[9](www.daowen.com)

孔子七十弟子最初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闻教于孔子，“各得心之所同然”，使“天命”于我的思勉力行中得以显现。率天命，依人性，行修己之道，使良知诚然内化于心。孔子作为师者，在言传身教中，使弟子“中心悦而诚服之”，这不仅体现了“天命—人性”的贯通性与一致性，而且，也讲明了“中心悦而诚服之”的“修而诚之”功夫论对发掘人性之善端的重要性，能够诚然内化于心，在现实生活中，各得心之所同然。南大吉用自己的亲生求教经历论证了这一点。南大吉少年有志于圣贤之道，迷惘于“格物之说”，未入其门，也曾“驰骛于词翰之场”，争奇斗胜。然而，自入阳明门下，领会良知之教，便开始信服人人可为尧舜的道理，深知七十诸弟子对孔子之教“中心悦而诚服之”的坚实笃定。对天命贯通于人性的体察和应然向本然的追溯与达成在于顺天命、依人性的良知本心。良知为人本心自然呈现，反求诸己，“中心悦而诚服之”，则众人之心与圣人之心同然。

综合观之，南大吉对“心之良知本一”的诠释是在心性层面展开的，以人性善合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万物同体”以及“中心悦而诚服之”的“修而诚之”的视角阐释众人之心本与圣人之心同然，阐释了南大吉“心之良知本一”的心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