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强调在人伦日用中去躬行良知学之外，南大吉还将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与为政统一起来，提出“学仕一事”的思想。

南大吉不仅是一名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官员。作为当时的绍兴知府，如何治理好地方，有益于当地百姓是他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考虑，所以南大吉不仅向王阳明请教如何纠正“临政多过”的问题，还向其师请教如何为政之事。王阳明则为其阐发“明德”与“亲民”一体之学，南大吉听后深受感悟，于是将其听政之堂取名为“亲民堂”，王阳明在《记》中说：

南子元善之治越也，过阳明子而问政焉。阳明子曰：“政在亲民。”曰：“亲民何以乎？”曰：“在明明德。”曰：“明明德何以乎？”曰：“在亲民。”曰：“明德、亲民，一乎？”曰：“一也。明德者，天命之性，灵昭不昧，而万理之所从出也。人之于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于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于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灵昭之在人心，亘万古而无不同，无或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体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曰：“何以在亲民乎？”曰：“德不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则必亲于其父，而后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则必亲于其兄，而后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24]

首先，王阳明向南大吉指出，“政在亲民”，即为政的根本在于亲民。其次，王阳明强调，要做到亲民则需要“明明德”，但“明明德”不是离开亲民而去“明”，而是就在亲民之中，“明德”与“亲民”是合一的。王阳明说的“明德”就是“良知”，从为政来说，“明明德”是不能离开各种具体的亲民措施而空明其德的，就像“致良知”不是离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些具体的人伦事物而空致其知的，所谓“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则必亲于其父，而后孝之德明矣”，兄弟、君臣、夫妇、朋友皆是如此，所以说“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明德”与“亲民”是一件事，是体用一原的。(www.daowen.com)

后来，南大吉将王阳明的“明德”“亲民”合一的思想发挥为“学仕一事”。他说：

心之良知本一也。以其运于天而言谓之命，以其赋于人而言谓之性，以其率而行之谓之道，以其修而诚之谓之教，以其推而及之于四海谓之治，以其成而重之于万世谓之功，皆是心也，天下之所同也，学所以明此也，仕所以行此也。故吾心于事苟无欺蔽，行之而自觉其是；于物苟无私累，处之而自得其安；则必自以为快矣。吾心既快，求之天下而同然，人心亦未有不快之者，是故毁誉不能摇，祸福不能怵，无入而不自得也。夫然后知学与仕本一事，而非两途也。夫然后知学固学也，仕亦学也。^[25]

南大吉指出，“心之良知本一”，从天命之性到治国平天下，皆是吾心之良知及其流行发用，故学是明此良知，行则是行此良知，故从为官为政的角度来看，学与仕也只是一事，而非两途。学是为了使此心之良知恢复其本明之体，而仕则是将此良知施之于政，推之于民。因此，为学与为政、为人与为官是浑然一体的，而不是决然分开的。可以说，政学合一、学仕一事的思想是南大吉良知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而这也反映了他对王阳明思想的笃信与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