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学者冯从吾在《关学编》中对南大吉之学有一个总的概括，指出：“先生之学，以致良知为宗旨，以慎独改过为致知工夫，饬躬励行，惇伦叙理，非世儒矜解悟而略检押者比。”^[18]这就是说，相比世儒从语言文字上来认识良知学，南大吉更重视“良知”的躬行实践，并以“致”为宗旨。

事实上，纵观南大吉的阳明学思想，确实可以看到他非常重视“致良知”的工夫实践，而很少从义理上去阐发王阳明的思想。如王阳明去世后，王门诸子对“良知”之义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看法，王畿（号龙溪，1498—1583）曾列举过当时的六种“良知异见”，即：

有谓良知非觉照，须本于归寂而始得，如镜之照物，明体寂然，而妍媸自辨，滞于照，则明反眩矣。有谓良知无见成，由于修证而始全，如金之在矿，非火符锻炼，则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谓良知是从已发立教，非未发无知之本旨。有谓良知本来无欲，直心以动，无不是道，不待复加销欲之功。有谓学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体用。有谓学贵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无内外，而以致知别始终。^[19]

如果再加上王龙溪自己的理解，关于“良知”的认识就有七种。此外，诸如“见在良知”“无善无恶”和“归寂”、未发已发等都在阳明后学中引起广泛的讨论，但这些问题完全不见南大吉有所论及。

而在具体工夫主张上，南大吉也与其他王门诸子的“致良知”工夫不同，如王龙溪主张从当下“一念灵明”处即“见在良知”上做工夫，即工夫即本体；聂豹（号双江，1487—1563）则主张返归良知寂体，立体以达用；欧阳德（号南野，1496—1554）强调“循良知”；刘邦采（号师泉，1492—1577）认为要“性命兼修”，修证并进，等等。南大吉则以理学传统的慎独、改过为致良知工夫，这一工夫主张虽然看起来平淡无奇，但却来自南大吉的实践经验。

首先，关于“改过”。据说南大吉刚开始治理绍兴时，为政苛急，经常会犯一些过错，他就向王阳明请教如何改过、少过。《王阳明年谱》中对此事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称门生，然性豪旷不拘小节，先生与论学有悟，乃告先生曰：“大吉临政多过，先生何无一言？”先生曰：“何过？”大吉历数其事。先生曰：“吾言之矣。”大吉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先生曰：“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谢而去。居数日，复自数过加密，且曰：“与其过后悔改，曷若预言不犯为佳也。”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大吉笑谢而去。居数日，复自数过益密，且曰：“身过可免，心过奈何？”先生曰：“昔镜未开，可得藏垢。今镜明矣，一尘之落，自难住脚。此正入圣之机也，勉之！”^[20]

王阳明认为，能知过、改过，乃是良知本心的显现，而从知身过到知心过，从视听言动到意念之微，则说明良知已渐渐恢复其本明之体，故“一尘之落，自难住脚”。王阳明指出，由此去实致其良知，正是“入圣之机”。可见，南大吉对“改过”的重视主要来自其为政的经历，而此后他也一直以“改过”为致良知的一种重要工夫，如在嘉靖十五年（1536），南大吉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道：

是故恶非君子之肯为，过则虽圣人不能免也。是故古之君子其过也，非闻之为难而悔之为难，非掩之为贵而改之为贵。故曰：“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又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是故闻贵悔，悔贵改，改斯善而可与圣贤同归矣。^[21](www.daowen.com)

在这里，南大吉指出即使是圣人也不能免于过错，因此学者对于其过，不仅贵于悔，而且更贵于改，改则可与圣贤同归。

其次，关于“慎独”。在南大吉看来，只是去纠正视听言动等“身过”还远远不够，毕竟这些“身过”都是已经发生了的过错，与其过后悔改，更重要的是如何减少甚至不犯“身过”，也就是还要改正其“心过”，而“心过”便与“慎独”有关。南大吉说：

是故当尊也心有所骄忽，而或卑称焉；当卑也心有所恐惧，而或尊称焉；当厚也心有所忿懥，而或薄施焉；当薄也心有所好乐，而或厚施焉；当有也心有所拂吝，而或乃无焉；当无也心有所忧患，而或乃有焉。又或之其所畏敬而辟焉，则过于尊矣；之其所傲惰而辟焉，则过于卑矣；之其所亲爱而辟焉，则过于厚矣；之其所疏薄而辟焉，则过于薄矣；之其所哀矜而辟焉，则过于有矣；之其所贱恶而辟焉，则过于无矣。此等一失，人皆曰我非也，而人心慊乎？人心不慊，则吾内省能无疚乎？能自慊乎？然此等此则具于应壁之心者，其几之初动也，或是或非，或当或不当，应壁之心昭然自知，即所谓莫见莫显者也，即所谓良知。依是良知，尊尊卑卑、厚厚薄薄、有有无无，不以一毫私意参乎其间，即所谓慎独也，即所谓致良知也。^[22]

在引文中南大吉着重说明了如何去改正“心过”，他指出意念之初动，或是或非，或当或不当，良知昭然自知，能够依此良知去做，“不以一毫私意参乎其间，即所谓慎独也，即所谓致良知也”。另外，南大吉所说的“慎独”并不完全只是在意念上作为善去恶的工夫，其所谓“独”乃是“独知”，亦即良知，故“慎独”就是要恢复和保持良知本心之虚明，而这也就是“致良知”。在南大吉看来，如果能做到“慎独”，就能避免“心过”以至“身过”，所谓“此‘知’一致，人皆曰我是也”。可见，“慎独”与“改过”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最后，南大吉不仅在思想上主张躬行良知学，而且在其日常生活中也能实致其良知。如南大吉因得罪地方势力而遭受毁谤被罢官回乡，对于这一不公平的待遇，虽然他自觉无愧于心，并且能不以得失毁誉动其心，但偶尔有时又会有不平之气。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道：

古之君子不以毁誉得丧动其心，是以学日进而德日修也。……某也鄙夫，窃尝有志于圣贤之学而未能也，是故闻誉而喜，见毁而怒，得则乐，丧则忧。每觉而每加省焉，至于今年且四十矣，而兹归也，反之于心若无愧焉。然不平之气又或窃发，发则觉，觉则力加克治。病根若或拔矣，稍懈而萌者复达焉，达则又芟治之而其心始快。顾唯气薄而质不美，是以此心不能常跃如也。所幸者吾心之良知自明，故发则即能觉，觉则克治之功自有不容己者。弗克则心必不快，不快则愧怍生矣。^[23]

南大吉指出，对于自己的不平之气，即闻誉而喜、见毁而怒、得则乐、丧则忧之心，是“发则觉，觉则力加克治”，反反复复，稍有懈怠则得失毁誉之心就会萌发，但他每次都能力加克治，且克治之后便感到快乐，不去克治则其心不快。从这里即可以看出南大吉是真能致其良知者，他对王阳明学说的认识并非是一种语言文字上的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