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的孕育阶段距今8000~5000年，是中国史前各地新石器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玉器在这个时期的早期阶段已经孕育。最早的玉器见于距今8000~7000年前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等地的兴隆洼文化遗址中，稍后的沈阳新乐文化（距今约7000年前）遗址中，中原黄河流域河南中部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和山东大汶口、江苏邳州大墩子、新沂花厅青莲冈文化遗址和墓葬中，黄河中游仰韶文化的一些遗址中以及长江下游浙江河姆渡文化、稍晚的马家浜—崧泽文化遗址墓葬、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遗址中都出土有玉器装饰及生产工具。

距今5000~4000年（边远地区可稍晚至3500年前），我国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经过2000年的发展，人口成倍增长，农业、畜牧业有了极大的进步，工艺技术也有了大的改进，社会生活中原始宗教愈来愈发达，贫富分化加剧，这些都促使了玉器在制作工艺上、数量上、分布地域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时期，玉器出土地点星罗棋布，全国除新疆以外的各省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都有出土。其中出土数量多、琢制精美者有东北的红山文化、山东的龙山文化、中原的龙山文化、华东的良渚文化、华中的屈家岭文化、华南的石峡文化、台湾的圆山文化和卑南文化、甘肃青海的马家窑文化。西藏的卡若文化，玉器出土虽不多，但因其距内地遥远，且地势高险，也格外引人注目。这时期的玉器大量用于装饰、工具、武器、礼器（法器）等。

我国的玉器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相当成熟，其中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器最为精美珍罕，无论从造型、种类、琢制技术，还是从出土数量和功用上来看，都令其他同时代文化的玉器相形见绌，有人用精美珍罕（外观）、精湛隽秀（工艺）来形容。它们对后代，尤其是商文明乃至中国文明的形成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青铜器的出现，为玉器业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技术，因而，玉器在商代有了飞速的发展。新兴的青铜业和传统的制玉业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商代玉器被认为是古代雕刻艺术的一朵奇葩。商代玉器数量庞大，《汲冢周书·世俘解》说，商纣王携4000件玉器自焚，武王攻进商朝都城朝歌时，从宫中掠去了上百万件玉器。1976年在殷墟考古发掘的妇好墓中就出土了755件玉器，可见商代玉器之繁。商代的奴隶主和平民墓中也出土了不少玉器，总发现量已达数千件，反映出了当时用玉、佩玉是极为普遍的风尚。在商代400年的岁月中，早、中、晚期的玉器形制、种类、工艺都有所不同。由于二里头晚期与商代早期在年代上有许多重合，二里头文化晚期的玉器也可能是早商玉器。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早商玉器，事实上专指稍晚于二里头文化晚期，以郑州二里岗遗址为代表，加上湖北黄陂盘龙城、河北藁城台西村等商文化遗存中出土的玉器。二里岗文化的玉器种类中兵器占了大多数，且向大型化方向发展，如长达约90cm的玉戈。礼器有壁，装饰器有玉璜、玉笄，杂器有柄形饰等。制玉工艺和技术与二里头时期相比并无大的突破，平素无纹饰的器物占了大多数，品种也更多地向礼仪用器方向发展。商晚期，玉器种类繁多，种类也超过了前期，有礼器、仪仗器、工具、生活器皿、装饰品、圆雕小摆设、杂器等。

周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从陕西宝鸡到潼关的关中地区。西周早期的玉器以这里出土的最为集中，如宝鸡纸坊头、泾阳高家堡、扶风齐家、扶风黄堆村、长安斗门镇等地的遗址和墓葬中都出土了数量可观的玉器。西周中晚期的玉器出土地域广，数量大，一座墓中出土数百件玉器并不罕见，在扶风、长安、宝鸡等地都有大量的玉器发现。此外，甘肃灵台白草坡、北京琉璃河、山西洪洞、山东济阳、河南襄城、湖北黄陂等地也都有西周玉器出土。这些玉器的风格大多与关中地区一致，但其中也有别具地方特色的佳作。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文化迅速发展，渐渐形成了几个大的文化圈，即楚、晋、齐鲁、秦、吴越、燕文化圈等。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秦统一，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极为深刻且久远的影响。春秋时期的玉器，深深地打上了时代巨变的烙印，各地玉器风格不同，出土地也较为分散，大宗玉器主要出土于诸侯国的贵族墓地。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中国社会在这一历史阶段发生了剧变。不仅工、农、商业迅猛发展，学术思想上也产生了儒、墨、法、道、兵、农、医、阴阳等百家争鸣的局面，艺术上一派繁荣景象。战国时期，我国进入了铁器时代，冶铁业的发展和铁器的大量使用，带来了碾玉工艺和磨玉工具的改进，为玉器业的再度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战国玉雕业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中国玉器的发展从而达到了一个高峰。战国玉器一改几千年来单纯简练和一味追求形似的古朴作风，转而以精雕细刻的工艺，生动传神的造型为其特点，艺术价值成为当时艺人们追求的目的。中原地区的河南辉县褚邱村和固围村出土了大量的玉器，是三晋玉器的代表，河北平山县中山国国王墓及周围墓葬20世纪70年代出土了3000多件玉器；湖北随州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出土了300多件玉器；山西潞城的战国初期韩国大夫墓出土了150件玉器。这个时期的玉器，除继承传统的几何形佩以外，还可以常常见到利用夔龙、螭虎作为轮廓，重点刻画了眼、嘴、牙齿、爪的玉器，脱离了自商以来的图案化倾向，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写实作品极富动感，如翩翩起舞的玉人、弯曲身体做游动或挣扎状的玉龙等都体现了这种强烈的动感。纹饰繁缛且富于变化是战国玉器的又一大特征。曾侯乙墓玉琮上的兽面纹，以兽面作主体纹饰，在四周衬托了许多附加纹饰而形成繁缛的兽面，其他纹饰有谷纹、蒲纹、乳钉纹等。玉器的雕刻也表现出了高超的技艺水平。由于琢玉技术和工具的进步，玉器的边角切得刚猛平顺，边缘有锋刃感。琢玉工具中用上了铁器，出现了细线纹，刻线细而利，走势扭曲委婉，古玩家称之为“游丝描”，这也是战国到西汉玉器断代的一个重要依据。以前偶有镂空雕玉器出现，但技法和造型都较简单，只有到了战国，玉器的镂空雕技艺才得到了提高和普及。连锁玉器的流行，就是雕刻工艺发达水平的应征。以上这一切都表明，战国的琢玉技术又前进了一大步。

秦统一六国后，只存在了十来年，除了在政治制度上留给后代较多的遗产外，思想文化上留给后代的影响并不多。代之而起的刘氏汉朝，立国之初就用黄老之学作为统治思想，用它来规范人们的道德观念。汉初的儒家礼教和黄老思想的互补结合，使得崇尚礼仪、注重气节成为一种社会风尚，经济文化也很快得到了恢复。汉代的儒家一方面对先秦儒家经典作出新的解释，并力图实践这种思想理论，另一方面又揉进了阴阳五行学说。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封禅、求仙、祭神、厚葬之风弥漫全国。汉代的礼器多是按照汉儒的思想做成的。汉代的丧葬用玉，也直接反映了人们的成仙思想。总之，汉代的玉器，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带有或浓或淡的宗教礼俗色彩。时代的巨变促使玉材、造型、器物组合及品种、纹饰、雕工、用途都与前代有着明显不同。汉代是玉器史上一个大的转折点，是一个弃旧图新的时代，也是中国玉器史上的又一个高峰。考古出土的汉代玉器有上万件，遍布全国，属于西汉的主要以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山东巨野昌邑哀王刘髆墓、江苏徐州楚王墓、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玉器为主，数量大而集中。

中国文化从东汉末年起，就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的儒家学说虽由西汉中期起定为国教，并逐渐被神秘化，但魏晋时期的另一种新哲学思潮玄学的出现，动摇了儒教的统治地位。魏晋南北朝的文化，从地理上分南北是不同的。南方虽一直以汉族文化为主流，但西方传来的佛教和土生土长的道家势力日渐扩大，佛教和道教文化渐渐地根植于人们的思想深处。社会崇尚清谈，士以上的各阶层都纷纷加入这个行列。由于北方各民族的南下，统治了整个黄河流域，促使社会的生活习俗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无论南方、北方，对从汉代以来按照儒家礼教理解制定的用玉传统，都遭到了全面的否定。细究起来，这当中也有因物质文化生活上的变化而导致玉器的功用和地位的衰落。譬如，统治阶级聚敛财物，显示富贵的标志已不是玉器，而是金银器。对金银器的追求，到唐代达到了顶峰。东汉末年，瓷器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青瓷、白瓷产品大增，并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工艺美术方面，绘画、书法艺术兴起，产生了大量供人们观赏的美术作品。这些都大大地冲淡了人们对玉器的独爱。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在这漫长的几百年间，不管是考古发掘品还是传世品中，玉器都为数甚少。与礼制有关的玉器则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属于六朝时期礼器的壁、琮、圭几乎未见出土，玉璜偶有出土，但器身光素无纹，可能是作为装饰品。许多新玉器种类明显是在佛教、道教神仙思想的影响和其他文化的冲击下产生的。受清谈之风影响，士大夫手执尘尾、如意羽扇，指划助谈的用具出现了。这些器物或部件用玉装饰，或全用玉琢制而成，如玉柄尘尾、玉如意等。南北朝时的南方，神仙祥瑞思想较重，多有玉制的天禄、辟邪等。唐代玉器与汉晋时期又略有不同，不但礼器、葬玉量少质劣，而且用来代表等级的组佩也琢制粗劣，但是实用物、随身饰物、艺术品都较多，且琢制精美。新品种中有玉带饰、佩饰、用具、玉佛像、玉鱼，其中玉带饰一枝独秀。玉带饰是镶钉有玉饰片的革带，它由若干块小玉板组成，一般玉板都较厚，体为方形或长方形。镶在玉带末端的圆首矩形块名铊尾，带身的方形或长方形片叫带銙，有的开有孔或下附环，供悬物用。大多数带饰上雕有人物和动植物纹饰，其中以西域人或伎乐人占多数。据研究，唐代有严格的玉带制度，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佩13块的金玉带。

玉佩打破了自战国以来的组合定式，玉制头饰“玉步摇”大量涌现。这种步摇以金银等贵金属嵌入薄玉片而成，玉片上往往带有花鸟纹饰，极为精致。还有一种佩饰叫“飞天佩”。飞天是佛教中天歌神和天乐神的合称，又称飞天乐伎。东汉末传入中国后和道家融合产生了飞仙，原型为道家羽人，受佛教影响去掉了双羽，披长帛，据说是为民造福的神仙。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1件唐代飞天佩，是用镂雕加饰阴线刻工艺制成的，仙女身着长衣，肩披飘带，手举鲜花，下托祥云，作飞舞状。早期的飞天形象多为男性，后渐演变为漂亮的女性。玉制飞天大约也在唐代开始出现，到辽、金、南宋时，尚有使用。一般认为唐代的飞天袒上身，脸丰腴，衣裙刻成紧贴身上的“湿绉纹”，身下饰云纹或卷草纹，有“曹衣出水，吴带当风”之说。辽金的飞天，体为方形，身上装饰太繁，无唐代特征，两者较易区别。

经过唐末五代的长时期战乱，北宋的统一曾带来了文化、经济的繁荣。北方辽、金兴起，并南下，宋王朝的南迁，形成了长时期的对峙。其间虽然在政治上曾不断争斗、整合，但是从北宋起一直到后来的辽、金、元、西夏各朝在经济上仍然有大规模的交流，这种交流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对工艺美术，包括玉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北宋起，勃兴的金石学，引发了士大夫收藏古董的兴趣。北宋吕大临编著的《考古图》是中国第一部考古学著作，里面就记录有十几件玉器。随着商业经济的发达，消费水平也不断提高，加之士大夫有收藏玉器的习惯，销售玉器的市场应运而生，当时经营的品种主要是仿古玉和市俗玉，前者与社会考古之风盛行密切相关，后者则是在经济发达、人们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的环境下的产物，这些风气到南宋更加盛行。

地处北方的辽金，虽为南下之游牧民族，但因长期与汉文化的接触，又曾占领广大的汉族地区，逐渐被汉文化同化，在宋文化的深刻影响下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用玉制度。辽位于我国东北，是契丹族建立起的国家，他们的游牧生活在玉器中也有所反映，如古玉中常见的春水玉雕与秋山玉雕，春水玉雕的基本图案为荷叶、莲花、水草等水生植物，秋山玉雕则是以山林虎鹿为题材，图案为山石、树木、虎或鹿等。辽墓还出土了玉飞天佩和玉带板，当为唐风之延续。金灭辽后，因习俗、地域相同，多依契丹旧俗，玉器工艺品种变化不大。

元代基本继承了南宋的玉器业，制玉业较为发达。朝廷在北京、杭州都设立有内廷玉作，派专人管理宫廷玉器的生产，这种管理体制延续到了清代。元代玉器的代表作是今存北京北海公园团城的大玉瓮，器高约70cm，周长493cm，膛深55cm，重约3500kg。器周身雕饰海浪和海龙、海马、海猪、海鹿、海犀等，以不同的线条来表现动物的形体、毛发、鳞甲和汹涌波涛、湍急的水流。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曾将玉瓮放置在琼华岛广寒殿中，传说曾用以盛酒，大宴群臣。到了明代，广寒殿倒塌，玉瓮从此失散民间。清乾隆十年重新发现后，以千金购得，安放在承光殿中。乾隆十四年（1749年），建玉瓮亭，并命翰林40人，各赋诗一首，立于亭柱之上。玉瓮厚重古朴，气势雄浑，实为中国大型玉雕之滥觞。宋代纹饰丰富多彩，以龙凤呈祥为多，龙纹有穿花龙、坐龙、行龙，还有繁多的鸟虫花草纹，如孔雀、大雁、鹦鹉、麒麟、葵花、石榴、牡丹等，人物、家畜纹饰有小孩、牛、羊、鱼、马等，几何形图案有方胜、银铤、曲水、柿蒂等。镂雕也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多层次镂空雕，镂雕构图中采用花草烘托鸟兽也是新颖的造型。(www.daowen.com)

明初玉器受宋元风格影响较大，明中晚期才渐渐有了独特的风格。明代玉雕的繁荣超过了宋元，无论在造型、种类和工艺上都有所进步。这些进步为中国玉器发展的另一个高峰——清代玉器的繁荣作了充分的准备。这个时代玉器业虽集中在北京和苏州，但苏州已渐渐赶上甚至超过了北京，故有“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之说。苏州城内，汇集了大批琢玉高手，生活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陆子刚，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所雕玉簪，一支价值五六十金，至死不传技于人。这一时期的玉料仍主要来自新疆和田。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详细记载了玉材从产地、采取、加工、运输、贩卖的整个过程。

图1-6　独山玉墨菊

图1-7　双鱼链瓶

图1-8　含香聚瑞熏

图1-9　白玉桐荫仕女

图1-10　岱岳奇观

近代玉雕集历史文化之大成，达到了更加繁盛的时期。玉雕艺术不仅继承了明清各代的艺术成就，而且在作品题材、表现手法上也不断创新，使玉雕艺术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玉雕艺人和大师，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艺术作品。北京“珍宝馆”不仅收集了中国玉雕“四大国宝”——岱岳奇观、群芳览胜、含香聚瑞与四海腾欢，还有各种出类拔萃的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