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政府性与等级制

民族国家及其前身政治实体（王朝、帝国、王国等）之间的互动交往是一种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在未产生国际关系概念之前，就已经产生国际关系的事实——即最初级的国家间接触。一方面，早期发展起来的国家间关系就是一种偏于无序的自然性状态，使得国际体系没有从上往下的约束性；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的排他性与作为个体集合体的欲求产生了保持个体独立与追求整体统一相悖的结果，使得国际体系缺乏内部从下向上的规范性。

由此，国际体系便自然地带有了无政府性与等级制。前者指的是没有凌驾于各国之上的强制性权威机构来管理国家间交往。^[27]此种条件下，每个国家拥有同等的军事暴力权以求军事自卫，保证国家间同等的基本权力。但与此同时，无政府性必然会导致等级制。国际体系有其自身规律，那就是实力至上为核心，强国自然占据中心，弱国自然走向边缘。国际体系的等级制依靠的是实力，与国内政治依靠合法性权力——此种合法性基于宗教、道德、法律或者暴力革命所形成的等级制不同。在权力规制下的等级制可以得到维护，而实力基础上的等级制会促使自由的国家行为体不断争端权力，成为国际格局中的一极。

国际体系长期被认为是稳定的，尤其是现实主义长期将其看作静态的结构，以均势为其基本特点与具体体现。但在国家行为体、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三种要素中有二种有了变化的条件下，国际体系则是可以变动的。^[28]因此，自由主义思想也可以从中入手以发展无政府与等级制并存的现存国际体系。

无政府性的国际体系相对应的是国际规范。国际规范不仅包括建构主义强调的三种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还涵盖着诸如合作、集体安全和国际机制等制度安排。自由主义最大的贡献在于提供了一种制度安排使得国家从自发到自觉地限制自身，改造国际体系，使国际体系变得有政府性。当前联合国的作用已不容忽视，在可见的未来，当联合国遭遇挑战乃至瓦解后，集体安全和有政府性的国际规范意识不会消失，而会以另一种形式浮现，我国当前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可以作为基础形成更好的国家间有政府性的国际组织。(www.daowen.com)

自拿破仑战争后维也纳体系形成以来，国际格局一直处于单极、两极或多极形态，这种横向模式以均势或霸权为核心，纵向成金字塔形。等级制的国际体系是自发形成的，具有其内在合理性——弱者趋附于强者。在等级制国际体系还未改变的未来中，运用自由主义的永久和平、合作依存等思想有利于我国在愈加严峻的环境下塑造新的国际格局。二战以后，核武器的产生使得大型战争不会再次重演，虽然存在争议，但以多层次行为体为中心的议题正在逐步取代单一的以国家行为体为中心的议题，确立好国际规范，使国家行为组织化、机制化优于纯粹的以实力为核心的残酷争夺，将自发的等级制转换为自觉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式的国际体系虽仍然很遥远，但可使我国在当前反建制化浪潮中发挥稳定锚的作用。

（二）范式的融合

每一种范式都有其缺陷性，我们可以思考将不同范式融合用以解决问题。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范式之一的自由主义很好地解释了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和制度化现象，然而却无法解释有关国际社会的权力结构、文化与规范问题。^[29]而建构主义^[30]与自由主义的结合可以很好地弥补自由主义的缺陷，形成自由建构主义。它既强调制度又强调观念。制度是在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先有建立制度的观念，然后才有制度，因此可以认为是观念建构了制度，制度形成后，又会产生新的观念，制度和观念相互建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国际政治中，国家在制度观念推动下的逐利行为会受到制度约束，业已形成的制度也会影响既有观念，观念和制度之间是一个动态的互动进程。^[31]虽然范式融合在理论发展上不利于建构完整理论体系，但却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例如，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不仅可以利用当前制度安排，还可以推进观念的认同，达到双管齐下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