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核心假设

在对自由主义当前价值做出评析前，首先应当理清自由主义的价值所在。而要理解自由主义的价值，最重要的是掌握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假设。

首先，个人或者公民团体是最重要的行为体，个人的行为既基于其理性也基于其欲求，个人在追求个体福利的同时也会促使社会秩序的进步。个人行为与世界政治是直接联系的，个人是自由主义世界政治的核心。^[20]

其次，国家行为体是国际政治中的基本单位，但是国家本身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认为的）紧密结合的行为体，而是一个由个人、官僚机构、利益集团和公民团体的各自利益汇聚形成的集合体。国家的政策与对外行为是由国内各利益集团与相关势力博弈与谈判的结果。

再次，自由主义更多是从社会与国家的视角来考察国际社会或国际格局的。自由主义将社会同时向下和向上延伸，即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国家与当今相互依存的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这使得我们在传统结构现实主义的“单位—体系”结构外有了一种新的视角思考国际关系。

最后，对于国际体系，自由主义虽然赞同无政府主义的看法，但自由主义是将国家层次中的国内社会适用于体系层次的国际社会。自由主义者认为无政府体系并非是天生的，而是根植于国内社会的缺陷，只要弥补缺陷并进而延伸至修复国际体系的不足，就可以克服无政府状态，而重要的一环就是推进国际制度的建设，即将国内制度安排推进到尚处不足的国际社会之中。

（二）自由主义的当前价值

自由主义任何时候都不失其时代意义。在所有的国际思想流派中，自由主义最早洞察到国际政治发生的转型及其带来的挑战。^[21]如同权力论、利益论与冲突论作为现实主义三论经久不衰，以上的自由主义内核在今日仍然具有价值。以下用肯尼思·华尔兹的层次分析法^[22]从个人、国家行为体与国际体系三个方面来进行简要分析。

1.个人层次

首先，自由主义中的人可以分为公民大众、官僚集团与其他社会精英三个部分。在总体上，自由主义看重人的作用，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力地保障了个人权利，并预见性地观察到了人这一层次在国际关系中起到愈发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远至萨拉热窝事件，近到卡舒奇案件，个人在国家政治以及国际格局中的作用愈发明显。普通个体的单一行为可以影响政治大潮的方向，这是在早期国际关系中所没有见到的。另一方面，社会精英与官僚集团（尤其是领袖人物）对于国际格局的影响力早已众人皆知。尤其是孟晚舟事件爆发以来，更能看出个体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于孟晚舟个人和公民团体，孟晚舟事件代表了西方口口声声尊崇的公民权利被侵犯；于国际行为体，这一事件体现了中美对主导权的争夺；于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而言，这一事件大大冲击了现有的国际规范，使得反建制和反国际规则的行为登上“大雅之堂”。在未来战略博弈中，我们应当合理应对此种局面，变危为机，使我国在公民权利保障和个人自由方面占据道德的制高点。

其次，时至今日，以民粹主义运动、民族主义运动为表现的平民主义不断席卷各国政坛，并且在发达的选举制国家与发展中的选举制国家间不断波折。我们在看到民粹运动的破坏力的同时，也应理性看待平民主义，它是自由主义思想应对当今环境的产物。在抵制民粹运动的同时，应当吸纳平民主义的一些观念，尤其是这些观念大多指向的是同为自由主义范畴的新功能主义。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建制思潮更像是一场自由主义思想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内斗。

最后，自由主义重视人的价值，认同个体与世界的联系性。我们应当学习自由主义保持功利主义内涵的同时向社会福利迈进的思想。当前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可以利用对外投资既满足投资国地方人民的生活需要与物质需求，又可以结合投资国的本国规划来提高投资地方的福利水平。

2.国家层次(www.daowen.com)

首先，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下的“自由化”要求一切完全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指挥，政府在其中只是扮演了一个“守夜人”的角色。^[23]其次，自由主义一般会使国内政治安排和政治秩序外化。因此，在国家层次上，理论向下延伸会导致国内政治自由化，这也是当代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形成要素之一；理论向上延伸会导致一国对外政策偏向自由、民主与和平。

从内在来看，虽然自由主义“放任自流”的观点必然会弱化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阻碍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但其部分政治延伸有利于我国公民社会的良性发展。当前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期与攻坚期，我国工业体系已基本形成，城市化率逐年提升，并将在不远的将来与发达国家保持同一水平。我国的公民社会/市民社会阶层已经形成并不断壮大。一方面，市民阶层的扩大有利于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使得保障人民权利、依法治国等现代化国家核心政治要素得以确立；另一方面，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认知的制度问题，还是新自由主义概念下的合作问题，都在促使着国内社会朝良性方向发展。我国当前面临的诸多国内社会问题在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早期都同样经历过，以改良制度、规范法制的方式来促进社会转型必然优于现实主义的碰撞相争，也比建构主义改造文化与认同更加迅速一些。

从外在看，美国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的风波已经过去，但其产生的长期性影响却不断地波及世界政坛。各国黑天鹅现象迭起，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并不断绑架各国政治；中国的实力大幅提升，在GDP、购买力、工业生产力等方面位列世界前茅，此时我国长期采用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向奋发有为转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国力的下降和“特朗普现象”的不断浮现使得国际体系中大国之间的摩擦变得更加激烈，2018年上半年打响的中美贸易战是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引发的最大的国家间贸易冲突。此时自由主义强调和平与合作的精神内涵有助于我国外交的理性化决策与机制化政策制定。

在国际关系中，国与国的博弈没有一招制敌的法宝，取得博弈的优势要依靠危机应对和对策可行性评估的机制设定。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要素有助于我国取得国际话语权和国际道德制高点，无论我们是否完全依照自由主义核心理念行事，不可否认的是其理念有益于我国对外话语的认同度；另一方面，在当前逆全球化、反建制化的逆流中，遵守国际规范，加强国家间合作有利于我国积极开展大国外交，扩大贸易互动，增强“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凝聚力。采取和平外交既符合国内民众的内在需求，也有助于宣传我国“和平的狮子”的形象。

3.国际体系层次

国际格局是指国际体系中各国在互动中形成的一种国际社会结构，当前的国际格局正在从单极（美国）主导下的多极均势体系向两极（中美）主导下的多极均势体系转移，目前的国际格局仍处于自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以来的全球均势体系，无论是主导国的变换还是阵营或国家团体的转变，少数国家处于极点、多数国家处于下层并呈均势态势的本质仍然未变。当前国际格局正在由单极向两极转变，未来可能维持两极并立或者新的单极走向历史舞台。然而在短时期内，均势的静态格局既无法由国际制度改变，也无法由文化与认同撼动。

那么在当前国际格局内部变换的关键期，当现实主义无法全盘应对我国当前面临的不同维度与层次风险和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时，自由主义的跨国家、超国家内涵与不同方式的合作机制有助于我们从另一种视角考虑问题。既然理论受到环境的影响乃至取决于不同的存在实体——“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的存在，取决于观察的不同视角，取决于不同语言中的概念差异”^[24]，那么在实践操作中采用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理论来服务于国家利益与外交政策也有其可取之处，毕竟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更多在于其“有用性”而非“正确性”。^[25]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如下几点内涵有助于我国国际格局中地位的提升。

首先，自由主义推崇跨国家组织与超国家组织的作用，无论新旧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都对跨国行为体与国家联邦的重要性加以关注。一方面，我们对于目前的跨国行为体——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有我国政府或企业参与、加入，我国应发挥主导或者积极维护作用，未参加的应当予以甄别，对于类似巴黎统筹委员会的极端排斥性跨国行为体应予以排斥，而对于类似东盟的跨国组织应积极主动开展与其互动沟通；另一方面，早期自由主义为我们带来的最大的历史遗产就是其提倡的超国家组织，虽然国际联盟失败了，但其继承者联合国走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时至今日，无人可以怀疑联合国这一超国家组织的地位与重要性。在当前西方国家（美国最为突出）不断怀疑、挑战联合国功能的条件下，我国的外交政策应当更加以依托联合国为舞台，塑造我国维护国际秩序与稳定的良好形象。

其次，面对“英国脱欧”和“美国退群”所导致的反一体化、逆全球化、反建制化恶劣后果，我们应当重新吸取曾经的共同体理论与功能主义思想。一方面，在坚持结伴不结盟的外交原则的同时，强化安全共同体理念，使得在不建立针对第三方的军事/政治同盟基础上，实现经济、文化、观念等多层次互动与一体化，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力构建；另一方面，无论是功能主义提倡的技术人才交流论还是新功能主义中强调的精英主义治国互动论，都不可避免地会加强国家间的互动与交流，推进一体化进程。

当前，既要加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技术流通、贸易流通、文化互动，推动非传统的边缘领域议题广泛化拓展，又不可忽视政府领导人、技术官僚等精英人士在加强国际格局稳定性方面的作用。领袖人物对于国际格局变换有着关键性乃至决定性作用，如导致苏联直接解体的《别洛韦日协议》就是由俄罗斯、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三个加盟共和国国家领导人私下签订的，最终导致产生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与共产主义悲剧。而技术人员的个人或团体能力也能够对国际格局有所修塑，如以钱学森为首的一大批科学家返华后加速了我国核武器、制导武器和卫星的研制速度，使得我国在冷战核均势格局下成为单独一极。在欧洲一体化出现滞后时，欧洲各国提出尤里卡计划，以开放式、参与式、流通式的模式加强各国的互动与依存，大大强化了一体化程度。

再次，自由主义的一个突出的成果就是对国际制度法制化问题的研究。“法制化”在这里指的是使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建立在法制基础之上的一种秩序理念，它要求用法律手段来规范国家的对外行为和国家间的利益分配与协调。^[26]在当前反体制化的国际大环境中，我们一方面要维护如WTO、联合国相关组织的规则和机制，另一方面要吸取国际机制法制化的经验，在加强完善我国国际法、加深了解国际经验和国际规则的同时，也应当有所作为，主动参与维护现有国际体系。

最后，新自由主义自产生以来就一直强调相互依存，在当前逆全球化、各国之间逐渐不守承诺的国际环境下，强化相互依存有利于自由的国际秩序的稳定，无序的国际秩序最终只会产生恶性循环，产生出霍布斯式的丛林世界。一方面，相互依存会促进各国互联互通，消弭安全困境，改善国际环境，以提供一个较为良性的国际平台；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强调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的平等对待，有利于在国际环境处于冲突边缘时，以低级政治议题来作为突破口和缓冲剂。例如，当前我国在澜湄地区的合作机制逐步呈面条碗状态，以低级政治为起点既可以加强合作，也不会引发过多的政治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