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17、18世纪至20世纪初的古典自由主义，20世纪初至20世纪70年代的传统自由主义，20世纪70年代至今占据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本文以和平与合作作为分水岭将自由主义分为两个阶段，古典自由主义与传统自由主义是第一阶段，这一阶段自由主义的议题是如何实现和平；新自由主义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自由主义的议题是如何实现合作。

（一）古典自由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为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奠基了基础，其发源于17、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乐观主义，发展于19世纪的政治与经济自由主义，在一战结束后的理想主义鼓吹之下达到顶峰，在二战的惨痛现实教训后退出历史舞台。

1.古典自由主义人性观

古典自由主义秉承人性善的核心观念，主张人性本善，或者人性即便不完善，但人向善的特点可以将其弥补。善催动着人们不断改善人类物质条件与精神生活，这使得社会进步成为可能。同时，它认为人可以解决自然世界的一切困难，也有能力克服人类社会的诸多问题。在面对现实中存在的恶行如欺诈和战争时，古典自由主义一方面承认这是不道德、非善意的行为和现象；另一方面认为这些行为和现象并非源于人的本性，而是不当的社会制度的产物或领导人误解的结果，即恶行是环境造就的。那么，古典自由主义的这一观点自然延伸出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诉求之一：改造环境。这一诉求在整体或部分上统治着自由主义派别直至今日。

2.古典自由主义的构成与派别

（1）启蒙运动与理性主义。

启蒙运动是指发生在17—18世纪的一场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反封建、反教会的思想文化运动。理性主义是其核心观点。理性主义认为具有理性的人可以认识和理解规律，这一规律不仅包括自然社会规律，还包括人类社会规律。既然人可以理解规律，那么人也有能力创建出公正社会以规避恶行与恶果。当现实出现恶行，公正社会无法创建之时，理性主义认为这一问题发源于混乱的环境，作为集主观与客观为一体的“人”没有错误，所有的偏差来源于制度规划的不当。^[5]因此，改造或设计一个合理的制度就成了启蒙运动一些思想家的思考议题。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孟德斯鸠与康德。

孟德斯鸠是法国著名启蒙运动思想家，他提出了万国公法概念。首先，他认为理性人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公民观念和身份认同。伴随欧洲城市的发展，这一公民观念转型为城市市民的归属感，进而形成了同质化的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的个人自由、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观念的普及推动着早期民族国家^[6]的兴起。早期民族国家的冲突的原因并不局限于狭义民族的观念，而应回溯到市民社会/公民社会至上的观念，因此人并非导致冲突与战争的原因，公民社会所固有的缺陷是战争的根源。这一缺陷不仅使得人受到蒙蔽无法认识真理保持理性，还使得民族国家间战争频发。为了克服这一缺陷，他认为必须建立万国公法，实现民族国家团结，使得各个国家成为一个集团。

康德是启蒙运动时期的德国著名思想家，他对自由主义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永久和平论，并为未来的民主和平论思想奠定了基础。康德虽然承认当前的国际体系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但这种状态是可控且可被克服的，方式就是集体行动。他希望主权国家在维持自身完整的基础上组成国家联邦，并通过大同主义与普世主义的普及来避免战争，虽然他本人也明白这一任务并不轻松。^[7]

（2）政治与经济自由主义。

19世纪自由放任的经济自由主义大行其道，政治与经济自由主义者认为人可以以理性的方式满足其自然需要和欲求，这些需要可以通过每个个体在民主国家中追求各自的自由得以实现，且并不受制于过多的政府管制。^[8]政府在个人权利方面的地位与经济层面的地位保持一致，进而使人在既具有理性又具有欲望的同时实现二元归一：人对理性的追求构成集体主义思想，人的占有欲构成了功利主义思想，两者融合既能推动以集体、国家为单位的行为体的经济增长，又可以实现人作为个体的经济福利，最终满足两个层次——个人与集体的需要，推动自由市场走向繁荣。此外，政治与经济自由主义者主张自由贸易与商业的发展可以促进各国的相互依赖，从而提升战争成本，避免战争的发展。

（3）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高潮，不少人将理想主义看作是自由主义的同义词。理想主义在20世纪初迈向了制度实践的道路，它对一战的惨痛经验进行总结，极力反对战前的均势战略与格局，反对秘密外交以及崇尚国际组织与国际合作规避冲突与战乱。

理想主义延续了人性本善或人性可为善的思想核心，认为一战的悲剧并非出于人性的恶，而是来源于致恶的环境与人的无知。它认为人受教育的程度决定了其被蒙蔽的程度，而加强教育、深化和平宣传就可以在人性上规避恶；同时，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困境无时无刻地不在造就利益冲突，而通过制度改造以及建立集体安全组织可以克服恶劣环境的负面效应。理想主义的基本命题是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在制度安排与实施上，理想主义首创了集体安全组织——国际联盟。集体安全以集体行动反击集团内部任一国家的侵略行为，国际联盟就是集体安全观念的具体体现，它意图以一国一票的制度和国际联盟大会的形式缓和冲突、消弭危机、达成合作、实现和平。虽然国际联盟的倡议与实施走向了失败，但它的超前性也展现了这一国际制度的优点。

首先，国际联盟的创建使得国际社会第一次有了事实上的全球性国际组织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其次，国际联盟创建了以多边论坛解决集体问题的先例，从此以后，秘密外交逐步走出历史舞台，多边论坛逐步成为各国家行为体解决冲突的首要途径。最后，国际法与国际仲裁、国际法庭等超国家机制在国际联盟的推进下逐步深入人心，国际联盟的实际操作虽然具有不成熟性，但是其基础建构设想却是经过深思熟虑并在实施中受到各国（即便是表面形式上）支持的。^[9]

（二）传统自由主义

二战的爆发给了以理想主义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沉重打击，自由主义思想陷入低谷。伴随二战之后美苏冷战、两极格局的确立，现实主义理论占据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主导地位，执国际关系理论之牛耳，早期理想化地强调超国家组织、制度至上的观念不断走向衰落。伴随冷战期间美苏关系缓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和第三世界国家崛起等因素的影响，关注和平的国际关系学者将古典自由主义延伸发展为传统自由主义。传统自由主义的主要派别有社会自由主义、商业自由主义与共和自由主义。

1.社会自由主义(www.daowen.com)

20世纪60年代，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区域一体化也开始从萌芽期走向发展期，国际关系一体化问题步入了国际关系学者的视野之中。在此背景下，作为“一体化”问题研究先驱的社会自由主义者开始重提合作和国际机制等相关议题。其中的代表有卡尔·多伊奇的安全共同体理论、戴维·米特雷尼的功能主义与厄恩斯特·哈斯的新功能主义。

（1）安全共同体理论。

卡尔·多伊奇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存在两种安全共同体——以国家单元层次为基础的合并型安全共同体和以国际体系层次为基础的多元型安全共同体。合并型安全共同体指的是早期各地方政治实体组成一个有统一政府的单一安全共同体^[10]，如联邦制下的民族国家。多元型安全共同体更为特殊，它并非是国家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是彼此分离且各自保持法理独立地位的政府组成的共同体，如以法德为核心的欧洲共同体，或是北约这样的结盟式军事集团。他认为各国在互动交往中会产生对彼此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会促进共同体观念的形成，使得各国关心共同体的命运。但他的共同体观念主要是产生在安全与和平层面上，从而确保国家间不会相互开战。由此可见，他的最终目的还是实现世界或共同体内部的和平。

（2）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

在冷战时期双方开始不约而同地关注经济、技术等问题的条件下，米特雷尼从技术这一功能性议题入手，提出了功能主义。他认为20世纪日益复杂的技术问题无法通过单一国家独立解决，只能依靠技术人员的跨国流动，无须过多借助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而且通过单一领域技术性的功能性合作可以形成多领域的技术网络，推动合作产生涟漪效应波及其他功能领域。他主张从边缘议题向核心议题扩展实现和平，既可以使各国增加互动，确立合作规范，从而实现和平，避免战争，又可以为以国际组织为形式的国际制度和以多边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机制奠定基础，削弱被过度强调的民族国家重要性，实现跨国主义。

与米特雷尼的从外向内的影响机制不同，厄恩斯特·哈斯提倡一种从传统核心议题扩展到非传统核心议题范畴的机制。哈斯强调政治家的力量与领导人的作用，这部分体现了他的精英主义思想。首先，哈斯认为真正推动一体化的是那些政党与利益集团的政治、经济精英。^[11]其次，一体化的核心问题在于起初无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的目标，在一体化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被政治化了。合作潜力会慢慢延伸到其他领域，产生外溢效应，并可能推动形成某些政治性联盟，如欧盟就是由经济性、技术性联盟升级成的政治性联盟，并且还在向军事性联盟扩展。最后，他提倡将几个国家的忠诚、政治活动等集中到一个新的中心，形成一个管辖权高于各国的中心机制，进而产生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也就是说，他的最终目标是以主权让渡为前提的。^[12]目前来看，哈斯的制度设计正好契合欧盟的发展。

2.商业自由主义

商业自由主义始自亚当·斯密，他首先主张以商业自由主义来代替英国传统的重商主义思想与政策。二战结束后，自由主义学者更加强调商业对合作的促进、对和平的维护以及对国家发展的推动作用。首先，他们认为经济相互依存可以避免战争的再次发生。其次，经济的繁荣可以分散公众的注意力，将其从民族主义的相互争夺转向贸易与经济增长类的低级政治项目。最后，战前的法西斯国家在冷战时期实现了普遍性的经济崛起，这让人们看到了贸易可以改造国家体制的前景。^[13]

3.共和自由主义

共和自由主义发源于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伴随政治自由化运动发展，民主和平论登上历史舞台。民主和平论提倡者对民主赋予以下定义：公民可以在法治和政治自由的环境中，通过竞争性、公平和定期地选举选择领导人。^[14]这一选拔机制构成了当今西方民主国家的核心。民主和平论的核心观点在于：民主国家的公民都是自由主义者，而自由主义者往往都是和平主义者，由自由主义者构成的公民团体与政府则必然更加倾向和平而非战争，自由民主政治体制的国家会奉行对外和平政策。现代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战争倾向并非低于非民主国家，而更加强调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战争可能性，即民主国家间不打仗。^[15]此种观点提出后受到了广泛的批判。^[16]

（三）新自由主义

传统自由主义者在强调一体化的基础上仍然追求和平这一最终目标，他们忽视了自由主义核心要素中的一点——合作问题。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继续强调相互依存、一体化等议题时，新自由主义者逐渐将研究视角前移，从思考如何实现和平转向重点关注如何实现合作，或者是如何使得合作产生的效益最大化。新自由主义分为制度自由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前者的核心概念是相互依赖理论与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后者更为强调制度理论的作用。两种自由主义思想的提出者都近乎出自于一个群体，故这两种理论具有较强的前后延续性。

1.制度自由主义

以制度自由主义为主导的早期新自由主义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罗伯特·基欧汉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评者》与约瑟夫·奈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两篇文章是新自由主义理论发展的起点，^[17]奈与基欧汉也是制度自由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相互依存论与复合相互依存论是制度自由主义的核心论点，正是在两个相互依存论的基础上，才得以产生后来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全球治理理论。^[18]首先，基欧汉认为国家并非唯一的国际行为体，在全球相互依存的大环境下，国家不再是占中心地位的角色；其次，国家并非是单一性理性行为体，高级与低级政治的混合使得国家无法按传统理性排列事务；最后，由于国际环境趋于缓和，军事威胁降到了次要地位，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大大加强，再加上国际议题的复杂化，使得武力与军事手段不再是良方妙药，军事作为对外政策工具的效用越来越低。

由于冷战时期欺骗行为遍生，自由制度主义更多考虑合作议题，如何达成合作成为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目标之一。为此，基欧汉与奈提出了相互依存论，认为各国处于兼具敏感性与脆弱性的相互依存的世界，因为各国间已经实际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所以在相互依存中要采用多种方式以消减欺骗，达成合作，并力图实现更为理想化的复合相互依存。

2.新自由制度主义

伴随制度自由主义理论与复合相互依存论的发展，基欧汉与奥兰·扬提出了新自由制度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制度理论”与“机制理论”为核心。斯蒂芬·克拉斯纳认为机制由一系列的原则、准则、规则与决策程序构成，并且制度在规范国际关系行为体行为与聚集其期望方面有着重要作用。^[19]这也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出发点。

一方面，自由主义抛弃了之前的无政府状态可改变的环境论；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更多探讨在相互欺骗、难以合作的环境下如何消弭误解，消除欺骗，达成合作，特别是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通过制度减少成本以达成国家间合作是最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