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本纪》的资料来源除了《尚书》之外，还有《世本》《竹书纪年》（古本）、《国语》《左传》《楚辞》《山海经》等书目。对比研读相关文本后，会发现《夏本纪》并没有将古籍中关于夏的历史传说尽数写入《夏本纪》。从材料的选弃，可以看出司马迁本人的历史观与思想意识。

《夏本纪》记载了孔甲与桀荒淫误国的历史，却不载太康失国的史迹。因为太康失国与少康中兴是前后相互联系的事件，所以少康中兴也没有被司马迁写入《夏本纪》。而这两段历史常常出现在古人的典籍之中。屈原在《离骚》中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111]这里一共讲了夏启天乐祭祖、夏启九子之乱、后羿趁乱得位、寒浞弑羿登基、少康杀浇复国五件事迹。这些事件在其他文献中也多有记载，代表性的文献如《左传》记有：“（羿）因夏民以代夏政……重用寒浞……八年寒浞杀羿，使其子浇居过。（《左·襄四年传》）……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少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左·哀元年》）”^[112]这里主要记着帝相、后羿、寒浞与少康四者帝位更替的历史，关于少康复国的来龙去脉写得尤为清晰明了。战国后期魏人所作的《古本竹书纪年》也专门写到了这段历史：“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羿居太康住所，说明羿彼时已然夺取了帝位。即使是今人在写夏代历史时候也专门写到这段历史，例如詹子庆就在《走进夏代文明》的第六章《夏史纪事本末》共九节的内容中专门为这段历史开辟出三节的篇幅。通过古今学人的著述，我们可以感知到这段历史的重要性。然而，《夏本纪》却不见述此。少康复国的历史，在《吴太伯世家》中才借伍子胥之口转述而出。当时，伍子胥劝谏夫差杀掉勾践以绝后患，他引少康势孤而中兴的历史，告诫吴王不可轻视实力犹存的勾践。伍子胥道：“昔有过氏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缗方娠，逃于有仍而生少康。少康为有仍牧正。有过又欲杀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后遂收夏众，抚其官职。……遂灭有过氏，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这段记述的内容与《左传》大致相似，但是仅保留了有过氏（浇）与少康之间的斗争，不见羿与寒浞的身影。显而易见，司马迁对这段历史是熟悉于心的。然而，为何《夏本纪》对夏初失国到复国的历史闭口不谈，却又对孔甲淫乱误国（夏中期孔甲荒淫误国被“御龙氏”蒙骗）与末代君主夏桀暴行失国的历史加以记述，这实在耐人寻味。笔者认为，个中原因有：（1）讽谏汉武帝。司马迁为李陵进言，却锒铛入狱，遭受宫刑。这时候的汉武帝，不仅极其迷信鬼神，听信方士谗言，而且还穷兵黩武，置将领战士于危难之中而不顾。遭受武帝腐刑之罚后的司马迁，最初写的《孝武本纪》触怒了刘彻，原本遭毁，今本《孝武本纪》乃后人拼凑而成。^[113]足见汉武帝好大喜功与暴虐的一面。《夏本纪》中帝孔甲与夏桀刚好对应着汉武帝的性格。太史公写帝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其后落得被一介平民玩弄的地步。而夏桀则是“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后汤一举攻破夏都，“桀走鸣条，遂放而死”。司马迁虽身毁却意志欲坚，修史时，还不忘谏诤君王，这体现出了司马迁的儒家入世思想。（2）严肃的史学观，神话不可载入史册。司马迁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这里明确了司马迁对待神话的态度，在司马迁眼中神话有如天方夜谭，不可将之收入史书当中。在这段历史中涉及的羿却是个著名的神话人物，而且千百年来关于羿的神话深入人心，绵延不绝。夏初失国与神话也多有联系。神话中，帝启在得天乐后，放纵游玩，无心治国，夏朝政治危机的种子就此产生。倘若要写夏初失国的历史，便难以跳过启与羿的神话。司马迁在《本纪》中淡化这段历史，不仅可以避免神话入史记，而且还可以表现出司马迁对上古先朝的尊重与敬意。《夏本纪》成功摒弃了相关神话，除上述外，帝禹出生神话、鲧死亡幻化神话、禹与涂山氏的神话和帝予得九尾狐、帝荒（芒）获大鱼等多见于古本《竹书纪年》《山海经》《淮南子》等前代或同时代书中的故事，皆不见录于《史记》。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司马迁作为一名史官的实录精神。(www.daowen.com)

在写帝位的传承上，《夏本纪》还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启到底如何登上帝位？司马迁原文如下：“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 ‘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启几乎是沿袭着禅让传贤的制度，在诸侯的拥戴下登位称帝。这种说法历来不乏记载。《左传》中启是与齐桓公、晋文公并举的贤君。今本《竹书纪年》^[114]也说：“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丧毕，天下归启……六年，伯益薨，祠之。”但是，夏启称帝一事，历来存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即夏启杀益后称帝。古本《竹书纪年》这样写道：“益干启位，启杀之。”《天问》里面说：“启代益作后，卒然离孽。”《战国策》里描述：“禹授益而以启位吏……启与友党攻益而得天下。”法家的韩非子在其著述中也有论及此事。《史记·燕昭王世家》也说：“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于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出土文献上博简中有《容成氏》一篇，其中有关于启攻益登位的记载。司马迁无疑是看过关于启即位的两种说法的，但他择取启贤德的形象归入本纪。但是，启杀益登基的说法也没有被迁弃之不用，而是让它出现在《世家》之中。同一本《史记》，对夏启即位之事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载，这说明了司马迁思想的深邃与复杂。现代史学家童书业讲道：“然在儒家传说中则启变为贤王，其恶事乃归于所谓 ‘太康’。”童书业用一“变”字表明自己的态度：即启本非贤王，启的帝位得来并不甚光彩。夏启名声得正，是儒家学者的功劳。司马迁《夏本纪》中的启是儒家视角与儒家政治理想中的启，这反映司马迁以儒家为主的思想背景的同时，也传达着司马迁对贤良之君的向往和对暴虐君主的批判之声。《燕昭王世家》中愚蠢的燕王哙想成为像尧那样的人，听信谗言让子之把握朝政大权。在听奸人讲述启代益而立的历史后，担心自己像禹一样背负传子的不贤之名，担心王位会从子之手中被太子夺走，遂架空太子。“三年，国大乱。”这里包含着多层信息：（1）表达明君贤臣、天下大治的理想。启杀益、平有扈氏后方坐稳天下。在儒家的观念里，这是一个“大乱”的故事，而儒者向往的是天下大治。弃“启杀益”而取“民选启”入《史记》的纲领性文本《本纪》，这是司马迁对明君贤臣共治天下，以谋得治世的美好理想。（2）儒家君臣观的瓦解。司马迁在《史记》的大枝干《世家》中又叙述启登帝位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这大概与司马迁政治理想的失落不无关系。此时的司马迁已经对君主的真实面貌有所了解，他不再迷信君主，不再一味本分奉守“君为臣纲”的观念。他深刻地认识到君主权力的弊端，也亲眼见到作为君主的汉武帝本人性格的诸多缺陷，以及其带来的种种灾难。司马迁实录燕王哙的愚蠢，补录夏帝启的权谋与心狠手辣，这更像是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讽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