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本纪》多取材《尚书》《左传》等，但仔细对比后，会发现司马迁绝非只是简单地做文献搬运的工作，他总是会把原始材料一一消化之后，从语言角度以删繁就简的原则，用散文笔法铺演历史事件。

（一）语言角度删繁就简

《尚书》语言的繁难，为历代所诟病。佶屈聱牙，一直被用来形容《尚书》语言风格。《夏本纪》的材料多源于《尧典》《禹贡》和《皋陶谟》等篇。将其文本两相对比之后，就能发现《夏本纪》相较于前者，语言上已经有极大的改善，同一个故事，经由太史公之笔后，更加贴近长期以来汉民族书面用语的习惯。

古国顺在对比《史记》与《尚书》后，发现司马迁会遵循着一些方法将《尚书》材料化入《史记》文本，即摘要剪裁、训诂文字，以及翻译改补文句。摘要剪裁，就是将原文，于《史记》叙述有益的摘录下来，不重要的略去。训诂文字，是指在引用《尚书》的文字时，鉴于其文字艰深难懂，司马迁便用相对浅近而意义相同的其他字来代替。至于翻译改写文句，是说司马迁在引用《尚书》相关文本时，对其中的晦涩文句做翻译与改写的工作。相关示例见表1。

表1　《史记》与《尚书》文字对比

①　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　慕平译：《尚书·虞夏书》，中华书局2009年版。(www.daowen.com)

太史公训诂《尚书》文字，使得其内容更易被读者理解。在词汇方面，《夏本纪》中较多的贴合当时人的语言习惯，相对于古奥的《尚书》词汇来说，《夏本纪》词汇常常会放弃其中艰深之词，改用较浅易的书面语，增强《史记》的可读性。在具体文句上，经表格文本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不仅精心剪裁原《尚书》文本，原材料中的一句话或者一件事，太史公会弃其枝叶而仅择其主干精华。经司马迁的翻译与改补工作过后，往往同一件事情里《尚书》文本省却的重要信息被司马迁重新取回并编辑入书，《尚书》文本中难以理解的部分被司马迁重新以汉代语言习惯翻译重写。这样细致地增删过后，《夏本纪》便更加简明易懂。阅读对比原始文献，会发现《夏本纪》通篇皆呈现出这种特质。

（二）文辞角度强化叙事

先秦文献多采用剧本式对话的记言模式，《论语》将这一特点发挥到极致。此外，当时的史书多以简单的事件列表记史，比如《春秋》《世本》等。但是到了司马迁这里，文本中剧本式的记言形态早已呈现出被弱化的趋势，取而代之的是散文化叙事文本在叙事性与内容比重上大大强化。

《尧典》与《皋陶谟》里有大篇幅的记言，尤其是《皋陶谟》几乎全篇记载着帝舜与皋陶、大禹、夔等人的对话，像是一个会议记录，又像是一份圣君良臣的戏剧脚本，几人的对话充分体现了统治者知人爱民、克勤克俭、贤德天下、心系万民的特质。他们正是千百年来儒家学人心中理想的统治者。经司马迁重述后的圣王形象几乎未变，但明显不同的是，《夏本纪》不像是《尧典》与《皋陶谟》以剧本式的记言成篇。在《夏本纪》里，对话仅占全篇约19%的内容，这一部分通过帝舜、皋陶与大禹三人论治之言，正面烘托出大禹勤勤恳恳、为民献身又不居功自傲、谦逊有节的品质。《尚书》虽然也写这件事，但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几乎看不到侧重点，只是机械地平铺记录。由此，不难发现加重叙事成分后的文本在记述事件与传情达意层面具有突出特点。叙事散文到了司马迁这里已经全面成熟，乃至唐宋古文运动、清代桐城派等后世之人都以司马迁《史记》为散文正统。

司马迁还巧用对比来强化叙事。在《夏本纪》中，司马迁为大禹安排了两组对比人物：第一组是鲧禹对比。“帝尧之时，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负命毁族”，有学者解释为“好违背命令，危害善类”。在性格上鲧与禹的贤德形成对比。在治水结果上，鲧“九年而不息”，大禹则不同，“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大禹治水成功，初定九州，华夏民族疆域最早划分，鲧治水的失败反衬出了禹的巨大成功，由此世人称之为“大禹”。人生结局方面，鲧禹父子也呈现出强烈的反差。鲧的结局是“（舜）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即被帝舜诛杀在羽山。但是大禹的人生却大放异彩。治水成功后，禹得天下民心，其贤能众人皆知。最后，禹获舜禅让继帝位，此后其子启继位。可以说，大禹是夏朝的开国之君，他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夏本纪》的记述可知，禹还为夏代的统治定下了严明的贡赋制度，后代都延续此贡赋制度，经几千年而不衰，华夏民族的大一统格局此时已见雏形。第二组是帝孔甲、夏桀与大禹的对比。孔甲、夏桀二帝，纵欲无度、荒淫无道乃至夏的天下渐渐衰亡。大禹当年是经过极度艰苦的创业后，才有了夏的一统天下。司马迁巧用对比来凸显帝禹之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