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归牧歌

特蕾莎因为眩晕而离开了托马斯，这使得托马斯重新拥有了选择的权利。在短暂的挣扎后，托马斯回到了特蕾莎的身边。这对于托马斯来说是一次决定命运的选择，这表明：他放弃了和萨比娜等情人在一起的轻逸而正式选择了灵与肉统一的沉重。不仅如此，这一抉择对特蕾莎来说具有重大转折的意义：这意味着特蕾莎获得了找寻自我的主动权，她不再被镜子中的虚幻囚禁，同时她得为自己信念的追随者——托马斯负责。爱情的选择权发生了转移，特蕾莎成为他们两人爱情的主宰者。这是多么充满希望的时刻！上帝已经远离人类，人类竟然重新拾起了建造生活的权利。

为了体验灵与肉的分离，特蕾莎和一位工程师偷情。但这次经历让特蕾莎再次确认了自己与托马斯的异质性：她要的不是“非此不可”的灵肉分离，而是“别样亦可”^[51]的灵肉统一。因此，特蕾莎引诱托马斯回到了田园牧歌生活，从此她摆脱了肉体集中营的噩梦，远离了那些给她带来烦忧的托马斯的情人。特蕾莎终于从长期的阴影中逃离了。

在此行动之后，特蕾莎开始思索真正的自我。特蕾莎发现了一个令她吃惊的事实：她早已把对托马斯的爱转移到了卡列宁身上。因为卡列宁始终生活在上帝的伊甸园里，它未曾觉醒，因此不具备人类的原罪——“灵与肉不可调和的两重性”^[52]。两性关系是无法达到人和狗的关系的和谐程度的，因为两性永远背负着逃离伊甸园的沉重之罪，灵与肉的分离既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更是上帝的惩戒。而特蕾莎最后看到的真实世界来自于那些漂浮在伏尔塔瓦河上的椅子：个体生命因为无视轮回而陷入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伏尔塔瓦河就是特蕾莎生命中的最后一面镜子，帮助她进入真实界，帮助她发现生命的本真。

至此，特蕾莎完成自我确认：人类自从觉醒之初就背负着灵与肉分离的痛苦，沉重是人类必然的命运。但自我的成长却是绝不能依赖他人而要独立完成的事，如果把生活的希望寄托在他者身上，那么人就会堕入眩晕，而他者也会受到戕害。

至于托马斯，他作为一个沉思者的形象出现，自然有着比特蕾莎更成熟的自我价值体系。从他选择回归象征“生命之重”的特蕾莎开始，他便逐渐认识到特蕾莎是他生命中不可撼动的核心。尽管托马斯在梦中遇见了自己一生所求的“非此不可”的女人，但为了特蕾莎，托马斯背叛了自己长久以来坚持的“非此不可”的信念。这一背叛表明，托马斯彻底逃离了那种极致的生命之轻的幻觉。

因此，托马斯一再追随特蕾莎的脚步并不是单纯地顺从特蕾莎的意愿，而是经过思索后选择在世俗爱情里经由牺牲和同情完成的自我确认：“当你发现自己是自由的，没有任何使命时，便是一种极大的解脱。”^[53]

所以，牧歌生活看上去是沉重的媚俗的世相，但托马斯和特蕾莎用反媚俗的生命内核换取了有限的生命之轻，大地的无遮蔽性向他们敞开了。(www.daowen.com)

（二）走向虚无

在萨比娜背叛的一生中，她唯一不会背叛的就是故乡的墓地。波西米亚的墓地“宛如摇着摇篮的女人一样美丽”^[54]，对于萨比娜来说墓地是母体的隐喻，她在墓地里能获得安宁，正如婴儿在母亲身边一样愉悦。更重要的是，像波西米亚花园一样的墓地是脱离了媚俗的存在，它不是死人攀比炫耀的名利场。它存在于大地上，是世界向不媚俗的此在显现真理的方式。当萨比娜身处墓地时，她看到了无遮蔽的真理，看到了降伏媚俗的神，更看到了此在的时间性。唯有死亡是人类无法背叛的终点，这是萨比娜仅存的敬畏。

在此后的生活中，萨比娜再无任何可供背叛的对象，但媚俗的敌人仍然比比皆是。萨比娜感到了无可言说的悲伤，“她的悲剧不是因为重，而是在于轻。压倒她的不是重，而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55]。萨比娜就在这无可背叛的虚空中变得软弱，因为她走到了人类能抵达的反媚俗之地的极致后，回归了媚俗本身。她说：“媚俗是自己一生的敌人，而她的媚俗，就是看到宁静、温馨、和谐的家，家中母亲慈祥温柔，父亲充满智慧。”^[56]耐人寻味的是，萨比娜遇见了一对慈祥的美国老人，并且和他们过上了温馨的家庭生活。可见，萨比娜始终寻求的是童年缺失的爱和理解，所以她对媚俗的背叛实质上是童年被压抑的欲望的释放，因为“在媚俗的王国，实施的是心灵的专制”^[57]。因此，当萨比娜遇见了亲情，她就和自己达成了和解：她不得不为这重逢的幸福停留在世界的边缘。

聪明的萨比娜深知，再往前走，轻与重的维度就会因重合而消失，人就会堕入无可挽回的眩晕之中，这是因为媚俗是人类的原罪。

参考文献：

［1］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M］.许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2］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