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特蕾莎的眩晕

在作者看来，“眩晕”是“沉醉于自身的软弱之中。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却并不去抗争，反而自暴自弃”^[37]。可怜的特蕾莎自从被托马斯拯救，眩晕就成了她在寻找自我的路途上不可避免的障碍。

因为六次偶然的机会，特蕾莎成功地和在酒吧里看书的托马斯搭讪。书使托马斯在特蕾莎的眼里和其他人迥然不同，因为书代表着和母亲的肉体集中营相反的文明世界，代表着更高的阶级。于是特蕾莎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带着一本《安娜·卡列尼娜》迅速攫取了托马斯的心，这本书在她看来一张是“进入托马斯世界的门票”^[38]，是逃离生命之重的武器，当然也是特蕾莎伪装自我的面具。

沉湎于爱情的特蕾莎在生活的镜子中得到了来自虚幻自我的满足——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如同婴儿无法把自我与他者的形象分开时而产生的欣喜，特蕾莎把托马斯当作了生活唯一的希望，也当作了精神上的父亲，这种愚蠢的乐观是个体生命辨认自我时必须自证的错误。当特蕾莎发现托马斯丰富的情史时，就好像婴儿发现了母亲不是自我、世界的核心也不是自我一样，她感到了眩晕：“人一旦迷醉于自身的软弱，便会一味软弱下去，会在众人的目光下倒在街头，倒在地上，倒在比地面更低的地方。”^[39]在那绝望的事实中，特蕾莎回到了母亲的肉体集中营的阴影里——人总是会在失去安全感的时候下意识地寻求母体的庇护，因为她满怀希望地走进托马斯的世界里，以为对托马斯来说她是唯一的存在，但众多的情人却让特蕾莎明白她和“一具具肉体”^[40]别无二致，特蕾莎由此产生了对个体性消失的焦虑。

很快，俄军入侵布拉格，国家陷入了危机。兴奋的特蕾莎带着照相机拍下了布拉格街头性饥渴的俄国士兵和性感的捷克女子，照相机帮助特蕾莎把来自两性的焦虑转移到了性与政治的焦点上，特蕾莎得以在这面镜子背后观察到他者的性，这种转移稀释了特蕾莎的痛苦。但就好像处于音乐即将抵达高潮时的舒缓前奏，特蕾莎在轻松之后随即产生了眩晕。她“活在一种时刻发晕的状态之中”^[41]，当杜布切克变得软弱时，特蕾莎坚信自己应当忠于弱者，于是她毅然离开了托马斯，这意味着特蕾莎在寻找自我的路上遭受了重创。

（二）托马斯的挣扎

当托马斯终于断绝了和前妻及父母的联系时，他感到了一阵轻松的“醉意”^[42]。而依然束缚在“非此不可”的工作上，这种束缚促使他拿着生活的手术刀去解剖世界。于是，他沉溺于和无数女人的性友谊中，他迷恋每个女人身上存在的“我的独特性”^[43]，因为这些女人身上隐藏的“人类无法想象的那一部分”^[44]正好释放了托马斯对“非此不可”的焦虑。

直到托马斯遇见了特蕾莎，“她就像是个被人放在涂了树脂的篮子里的孩子，顺着河水漂来，好让他在床榻之岸收留她”^[45]。托马斯收留了特蕾莎后，他回归了婚姻，但从此挣扎于情人们的轻逸与妻子的沉重之间。

特雷莎带给托马斯的“沉重”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要和他过“非此不可”的生活的特蕾莎的出现并不是“非此不可”的；二是特蕾莎一再阻碍托马斯享受灵与肉分离的“生命之轻”这一行为给他带来了难以忍受的沉重。前面已经提到，托马斯和特蕾莎的相遇是由于“六次偶然”^[46]，他始终相信偶然性会导致选择的错误，因此他和特蕾莎爱情的天平并不公正，特蕾莎的忠贞是唯一的砝码。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托马斯对特蕾莎的爱是由于“同情变成了托马斯的命运”^[47]，特蕾莎仅仅是托马斯用来转移对女人恐惧的载体，因为特蕾莎更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此外，特蕾莎出现后，托马斯便失去了性友谊带来的快感，取而代之的是对偷情的渴望和偷情过程中的焦虑。于是，他只能一边欺骗和安慰特蕾莎，一边继续幽会。更令托马斯痛苦的是，特蕾莎总是用她的噩梦和自虐来指责和惩罚托马斯，托马斯沉浸在特蕾莎给予的痛苦和自身无法解决痛苦的沉重之中，这一过程长达七年。(www.daowen.com)

托马斯作为和萨比娜一样反媚俗的知识分子，他用一篇关于《俄狄浦斯王》的评论文章抨击了媚俗的政治家们为开脱罪名而找的“不知者无罪”这一借口，这给他招来了横祸。由于托马斯拒绝向媚俗认罪，他丢掉了外科医生的工作，成为一位玻璃擦洗工。意外的是，托马斯居然因祸得福，丢掉了工作中“非此不可”的沉重，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轻松之感。

（三）萨比娜的背叛

萨比娜对亲情的背叛被迫终结于亲人的死亡，于是她将背叛的战场转移到了外部世界。前面说到，萨比娜的存在理由是媚俗。而据萨比娜自己所言，她一生中最大的敌人就是媚俗。媚俗在该小说中指的是“对生命的绝对认同”^[48]，以及对粪便存在的否定。换言之，媚俗是多数派用来表达自己政治正确的语言范式，是一种蔓延在人类文明中的通病，实质上是人类失去家园的焦虑表现。

人类信仰上帝，却不明白自从亚当逃离伊甸园，人类便开始背负永久流浪的命运。灵与肉一旦分离，就意味着人开始为人，而媚俗也随之产生，那么人类沉重的命运就是既定的，无更改的可能。

萨比娜为了反抗媚俗背后的“生命之重”，从她在美术学院画共产主义者肖像开始，便学会了隐藏真相。在她的画中有两个世界：“表面上是清晰明了的谎言”^[49]，背后却是反媚俗的真相。此外，她逃离一切生产媚俗的集体活动，厌恶产生于集体的噪声，厌恶苏联的电影，厌恶在群体中暴露自己的秘密。换言之，她厌恶一切“极权”^[50]主义的产物。

赤裸又暴力的性是媚俗的世界里最不和谐的一环，于是性成为萨比娜反抗媚俗最直接的手段。萨比娜总是携带一黑色圆顶礼帽。这黑色圆顶礼帽是萨比娜的父亲和祖父的遗物，却成为萨比娜的性爱道具。她经常穿着内衣戴上帽子站在镜子前注视自己，这种注视是一种存在主义英雄式的注视，是一种女权主义者对性爱中男性的暴力侵犯的注视，是一种少数派对主流价值观持有者的注视，是一种本真对媚俗去蔽的注视。因此，这圆顶礼帽是萨比娜孤身反抗媚俗的明证，也是她从男权社会里继承的精英传统被性解构的玩笑，更是媚俗被颠覆的疯狂叙事。

后来，萨比娜离开了她心爱的托马斯，因为托马斯的生命染上了沉重的痕迹，便不再是萨比娜的同盟者。随后，萨比娜又把她最后的背叛献给了最爱她的弗兰茨，因为弗兰茨将他们的恋情公之于众，而萨比娜厌恶公众，因此她离开了在她看来同样媚俗的欧洲，去了美国。

总之，萨比娜逐一背叛了亲情、爱情、性、集体、祖国，每一次背叛都给她带来狂喜，仿佛每一次背叛都是使她生命变得更轻的仪轨。可见，媚俗之于萨比娜，犹如集中营之于特蕾莎，她们各自反抗着各自生命里的沉重。不同的是，骄傲的萨比娜一直以为自己活在“生命之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