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放逐的特蕾莎

作者说，特蕾莎“产生于肚子咕噜咕噜叫的那一刻”^[25]，这“粗暴地显示了肉体和灵魂之间不可调和的两重性”^[26]。换言之，灵与肉的矛盾是特蕾莎与生俱来的痛苦，这种痛苦造就了她的“生命之重”。

特蕾莎的前半生深受母亲的影响，自小母亲就把她置于一座“肉体集中营”^[27]中，年幼的特蕾莎对两性的认识竟有着如此粗暴的来源：年老色衰的母亲总是“赤身裸体在点着灯的房间里走来走去”^[28]，常常和外人事无巨细地高谈阔论肉体的隐私。特蕾莎在母亲建造的集中营里被迫失去了少女对身体这一概念的朦胧幻想。母亲的羞辱时刻折磨着特蕾莎的内心，镜子成为她与母亲战斗的唯一工具。特蕾莎喜欢偷偷地照镜子，她试图透过镜子找到独立于母亲的地方，她“调动自己的意志力，以虚化母亲的影子，然后将之彻底抹去，让完全属于她自己的东西留在脸上”^[29]。这是特蕾莎寻求自我的开端。她就是拉康镜像理论中最初看到自己与母亲同时出现在镜子中、还无法区分自我形象的婴儿。不同的是，婴儿随即能够通过镜子得到一个理想化的自我，而特蕾莎只能得到一个残缺的个体生命概念。

背负着生命之重的特蕾莎，被定性为导致母亲过着糟糕生活的罪犯。特蕾莎就像是被放逐在水中的摩西，被母亲从精神上遗弃，而一直缺席的父亲冥冥中驱使特蕾莎漂向托马斯的“床榻之岸”^[30]。

（二）被束缚的托马斯

托马斯产生于作者的一个句子：“我看见他，站在公寓的一扇窗户前，目光越过庭院，盯着对面房子的墙，他不知道他该做什么。”^[31]这是一个沉思者的形象，暗示了托马斯将因为思索而堕入行动的迟疑中，以至于不知如何是好。作者在《小说的艺术》中指出这是托马斯的基本处境：“它陈述了他的问题，即在一个没有永恒轮回的世界中的存在之轻。”^[32]

托马斯生命中的根本矛盾就是存在主义者关于选择的问题。由于生命只有一次，托马斯在面临抉择时总是犹豫不决。为了确保自己选择的正确性，他给自己强行设置了一个“非此不可”^[33]的规定，正是因为这个“非此不可”，托马斯才被束缚在了大地上。

托马斯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为了能见到儿子，他不得不面对前妻的虚伪和父母的压迫。托马斯感到了“生命之重”，并由此产生了对和一个女人的灵与肉完全结合的恐惧。(www.daowen.com)

身为布拉格的一位外科医生，光鲜的工作背后是对上帝神性的解构，外科医生轻易就能决定人的生死。出于对生命神性的敬畏，托马斯被这种“非此不可”的职业长久束缚和禁锢着。他遭受着生活与工作的双重煎熬，这对于一个男人来讲是一种彻底的束缚。

（三）被压抑的萨比娜

萨比娜是一位画家，和前两位主人公相比，她的存在仅来自于作者的一个编码：媚俗。可以料想，反媚俗是萨比娜生命延续下去的唯一原因。

萨比娜的父亲是一位严厉而狭隘的清教徒，他一直压抑着萨比娜的人生，并一再教育她背叛是“世上可以想到的最可恨的事”^[34]。然而，背叛的种子从那时候起就在萨比娜的生命里扎下了根。背叛成为萨比娜对付父亲的唯一武器。

没想到在美术学院上学的时候，萨比娜被迫遵循“社会主义现实派”^[35]的画法，而萨比娜的父亲恰好厌恶立体主义脱离现实的理念，因此“背叛父亲的愿望并没有得到满足”^[36]。于是萨比娜嫁给了一个名声很坏的演员，这一次萨比娜成功地完成了对父亲的背叛。

后来，母亲去世，父亲自杀，萨比娜原本沉重的人生从此在背叛之路上一往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