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多方力量征讨和经略贵州地区，并由此引起管辖权上的竞争

以亦溪不薛地区纳入元朝版图为例。屠寄《蒙兀儿史记·爱鲁传》载1275年（至元十二年）云南方面要打通水陆两条道路经由四川北上，“陆出乌蒙，水由马湖”，但是开路要经过茫部和亦溪不薛两个民族地区，而“茫部、亦溪不薛地多山险，土人筑砦据守”，爱鲁乃“以兵二千讨平之”。到了1280年（至元十七年），元朝又“以湖南兵万人伐亦溪不薛”^[221]，1282年（至元十九年）云南、四川、湖广三省共同约定征伐亦溪不薛，但湖广兵未至^[222]，最终在四川和云南两方面的力量下迫使亦溪不薛投降，设立了亦溪不薛宣慰司。由这些记载我们可知，元朝征服亦溪不薛先后动用了湖广、云南和四川三股力量。又如至元二十六年（1289）成都管军万户府刘德禄因罢征交趾，还戍八番，是年八月八番地区便由湖广改隶四川，九月又还湖广，有学者认为这两次改隶可能与镇戍调防有关。^[223]在这其中，“各省官既扩张势力范围，既设置机构为己属，而政权未能巩固”^[224]，所谓“政权未能巩固”，即元朝在贵州所设立的建置很不稳定，隶属关系因“势力更替”^[225]而随之改变。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元代卷》认为：“湖广行省的范围，基本上是依照谁攻略谁管辖，攻略疆土即为本行省辖区的原则确定。”^[226]这里虽然说的是湖广行省，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云南行省和四川行省亦应当如此，这段话隐含着各省在出兵征讨过程中的竞争关系。这种势力范围的竞争是导致元代贵州地区几大行政建置隶属关系多变的重要原因，只是古人没有给我们提供更为详细的关于各省出兵征讨经略今贵州地区进而引起竞争的史料，因而这里只是一种推测。

那么，为什么会在元代出现湖广、四川和云南三省的力量共同征讨和经略今贵州地区呢？从总体来看这是因为，今贵州地区最终被元朝征服，纳入版图相较云南、四川、湖广要晚，而云南、四川和湖广不但被元朝征服较早，且设置了代表中央权力的中书省的派出机构行中书省^[227]，地方权力机构的设立不仅意味着这三个地方正式纳入元朝的版图，而且这有利于元朝中央政府统一派遣、调动三省兵力征讨夹在他们中间的部族林立的贵州地区。其次，由于夹在三大行省中间的贵州地区尚未纳入版图，这就意味着三个行省的版图边界也没有固定，可以在征讨贵州地区的过程中扩大管辖范围，因而引起了一定的竞争，导致元代贵州地区几大行政建置隶属关系的变动。

《元史·地理志四》卷六十一“普定路”条载：

“至元二十七年，初斡罗思、吕国瑞入贿丞相桑哥及要束木等，请创罗甸宣慰司。……阿卜、阿牙者来朝，为曲靖路宣慰同知脱因及普安路官所阻。会云南行省言：‘罗甸即普里也，归附后改普定府，印信具存，隶云南省三十余年，赋税如期。今所创罗甸宣慰安抚司，隶湖南省。斡罗思等擅以兵胁降普定土官……等，勒令同其入觐，邀功希赏，乞罢之，仍以其地隶云南。’制可。”^[228]

由这一段材料我们可知斡罗思作为湖广行省的官员，之所以热衷于将隶属于云南行省的普定府创设罗甸宣慰司以归属于湖广行省，其目的是为了“邀功希赏”，但这“邀功希赏”的背后仍旧说明了湖广行省与云南行省在交界地区的势力角逐，也体现出两大行省之管辖范围未定，否则何以湖广省官施加一点贿赂就可能轻易将云南之地划为湖广之地呢？个人的私心因为局势的未定而得到泛滥，从而影响到了元代贵州地区政区的不稳定。

（二）元代贵州地区民族状况复杂，民族政权林立，历代没有稳固的行政归属

清人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序》载：“或曰唐宋之世，黔南（按，即今贵州）之地为羁縻，为化外，咸自有君长，各安其国俗^[229]”，这一材料说明了两点：一是唐宋之时中央政府对待今贵州地区的少数民族是一种羁縻的间接管理政策；二是在唐宋时期贵州地区存在众多的民族政权。“元祜初，诸蛮复叛，……诏谕湖南、北及广西路曰 ‘国家疆理四海，务在柔远。……诸路所开道路、创置堡砦并废’。自后，五溪郡县弃而不问。”^[230]又“宣和中，议者以为 ‘……（西南夷）不毛之地，即不可耕；狼子野心，顽冥莫革。建筑之后，西南夷僚交寇，而溪峒子蛮亦复跳梁。士卒死于干戈，官吏没于王事，肝脑涂地，往往有之。以此知纳土之议，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所由生也。……！’乃诏悉废所置初郡。”^[231]由这两段话我们可以知道有宋一代对于西南地区的消极经营，这就为当时众多的地方民族势力自由发展提供了条件，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包括贵州地区在内的少数民族对于中央的认同。

在宋代，今贵州地区存在很多的少数民族政权，主要包括罗氏鬼国、罗殿国、自杞国、西南七番、毗那、顺化等九部落、于矢部、乌撒部及抚水蛮、荔波蛮等^[232]，此外还有播州杨氏土酋、思州田氏土酋，这种民族状况导致当时贵州地区处于一种四分五裂、权力分散、各自为政的格局。元朝继承的是宋朝的遗产，与贵州地区接触时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宋朝存在和遗留下来的问题，即当时的贵州地区各部落“咸自有君长”且“交寇”，“而溪峒子蛮亦复跳梁”。

综上，我们认为元朝征讨贵州地区后建立了不少地方行政机构，但其隶属关系确是多变的，这其中的原因和当时贵州地区的民族状况和前代对贵州地区的行政建置有关。由于西南地区尤其是今贵州地区民族状况复杂，因而“自公元1253年蒙古兵攻入大理，至1287年最终招降九溪十八洞、金筑等百余砦，设置官府，中间经历了三十四年之久，元朝才把西南各民族地区全部征服”^[233]，其中尤以亦溪不薛的反抗最为强烈，竟先后由云南、湖广、四川三省出兵才最终被征服。当时的贵州地区长期处于一种自在宽松的状态，到受蒙元侵入，由此不断反抗或者不服从，这必然导致元朝征讨行动的频繁，引起了政局的不稳定，云南、四川和湖广三股力量在其中争夺辖区，从而影响已设行政机构隶属关系的变动。

历史上贵州地区没有出现过像云南的南诏、大理的集权型的地方统一政权，而且历代很少在贵州地区设置直接管控且包有整个贵州地区的行政机构，所以贵州的少数民族始终处在一种分散而不统一局面，缺少一种稳固的行政隶属观念和强烈的中央王朝向心力，因而在云南、湖广和四川三行省竞争管辖范围时没有明确的归属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行政隶属关系的变动。由于没有直接的史料作为证明，这里只能利用旁证加以说明。屠寄《蒙兀儿史记·史格传》卷七十八载：

当静江（今桂林）受兵时，溪洞诸蛮避阿里海牙之虐，特磨道（今云南广南）土官农士贵，帅知那寡州农天或，阿吉州农昌成，上林州农道贤及其他州县三十有七，户十万，越境纳款于云南行省。格曰：“邕视左右江，犹身之有手足也，今归云南，度吾不能制，必轻为寇。”乃遣使谕之曰：“尔舍朝发夕至之邕管，远托数千里非经夷地不达之云南，缓急何恃？或它日尔越界为市，诸戍必指为入寇。……且朝京师道迂。皆非计之得者。”士贵等间之，乃与南丹州莫大秀等，以五十州来归。云南争之。……格使先至，诏听格节度。^[234]

这段材料说的是云南行省和湖广行省的官员争夺今广西左右江地区的人口和土地，最终是湖广行省官员史格取得了胜利，广西左右江仍属湖广行省。且从史料记载来看，左右江地区的隶属关系自此不再发生变动，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今广西地区自唐代设立岭南西道，既而宋代设置广南西路，直至元朝划归湖广行省，其建置基本上是完整的。左右江地区即其中的“邕管”，不像贵州自汉代到宋代都被分属于几个一级（相当于今天的“省级”）行政单位，因而广西的官吏有着很明确的版图意识，而从当时广西民众响应史格的号召来看，他们也是有着一定的行政归属意识的，他们逃往云南实为无奈之举。通过这一史实可以反观元代贵州地区几大行政板块的行政隶属多变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深植于贵州地区自古以来都处于分割状态这一历史事实，以及当地自古而居的少数民族无明确清晰的行政归属意识中。正因为如此，三股力量才不断展开竞争，导致行政隶属关系的变动。(www.daowen.com)

（三）贵州战略地位的转变和交通的发展

清人徐嘉炎说：“黔地居五溪之外，于四海之内为荒服，其藩翰者未三百年。……其田土物产，较他方之瘠薄者，尚不能及十之二。……夫以黔之地之人不可倚以守也如彼，其土田物产之无可利赖也如此，夫国家亦何事于黔哉？”^[235]罗绕典也说：“（黔南）地高寒而瘠薄，赋税所入，不足以供官廉兵饷。唐宋常弃之而不顾，不欲烦内地以事遐方也。”^[236]可见，贵州地区自古因土地贫瘠，于国家无利可图，且民人复杂，多扰国家，所以历代王朝对于贵州的经营都不甚积极，尤其是“天宝以后境土……日蹙，而终宋之世不得一振”^[237]，所以“唐宋常弃之而不顾”。但清朝不少人认识到贵州并非“得之者顾以为鸡肋”^[238]之地，而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之地，比如爱必达^[239]、田雯^[240]、顾祖禹^[241]等。其实在蒙古人眼里，贵州早已不是鸡肋之地，明清以来贵州的重要战略地位之为人所共识，实奠基于蒙元时期，这和蒙古人征服南宋所采取的“斡腹之举”是分不开的。同时，元代云南是蒙古人南征中南半岛的前沿阵地，贵州地区与云南相连，是云南沟通内地的重要通道，亦是兵源地之一。^[242]在元代，今贵州地区几大行政区域的行政隶属关系在湖广、云南和四川三大行省中变动，是和他们战略地位的转变有关的，而这种行政隶属关系的多变也反过来说明了元代贵州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贵州之地，在历史上除汉武帝欲发夜郎兵平南越，平南越后设置牂柯郡一事使贵州之战略地位得到认识和凸显之外，一直到蒙古人征讨西南地区才重新被认识，因而《元史·地理志六》说：贵州（按，指贵阳）地接八番，与播州相去200余里，“乃湖广、四川、云南喉衿之地”。这里讲的是位于今贵州中部的顺元宣抚司之地，因其战略地位重要，所以引起邻近行省争夺其控制权。^[243]如《元史·仁宗本纪三》说延祜五年（1318）二月“丁未，敕云南、四川归还所侵顺元宣抚司民地”，这里讲的虽然是延祜年间的事，但是正反映出环绕于今贵州地区的云南、四川、湖广三大行省之间的竞争，这无疑会影响元代贵州地区行政隶属关系的变动。而行政隶属关系变动最为频繁的亦溪不薛地“既控扼乌蒙、乌撒、东川、茫部，又沟通思、播、重庆及云南交通”^[244]，“当湖广、四川、云南三省之要冲，扼三省驿道之咽喉”^[245]，因而亦溪不薛地被各省争相占有就在所难免，其隶属关系也就多变了。

贵州在元代战略地位之提高和重要性还体现于道路交通的发展。元朝在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修通了自中庆（今昆明）经普安（今贵州普安）过黄平以入湖南通内地的官道，这是当时云贵地区通往内地最为便捷的一条道路，^[246]至今的铁路走向亦和此路相同。这条道路的修通无疑提高了贵州地区的战略地位，贵州地区成为整个云贵地区沟通中原内地的连接点，1292年顺元等路宣慰司、亦溪不薛宣慰司划归湖广行省可能与此有关。《元史·地理志六》卷六十三“八番顺元蛮夷官条”载：“（至元）三十年，四川行省官言：‘思、播州元隶四川，近改入湖广，今土人愿仍其旧。’有旨遣问，还云，田氏、杨氏言，昨赴阙庭，取湖广道甚便，况百姓相邻，驿站已立，愿隶平章答剌罕。”这说明播州和思州行政隶属关系的变动受到了这条道路的影响。

（四）与马匹等资源的竞争有关

《元史·兵志》记载：“……甘肃、土番、耽罗、云南……亦奚卜薛……等处草地，内及江南，腹里诸处，应有系官孽生马、牛、驼、骡、羊养点数之处，一十四道牧地，各千户、百户等名目如左：……云南亦奚卜薛铁木儿不花为长。”^[247]又《元史·文宗本纪四》卷三十五：顺元二年“十一月壬申朔，日又食之。云南行省言：‘亦乞不薛之地所牧国马，岁给盐，以每月上寅日啖之，则马健无病。比因伯忽叛乱，云南盐不可到，马多病死。’诏令四川行省以盐给之。”^[248]又《元史·哈剌哈孙列传》卷一百三十六：大德五年，朝廷欲伐八百媳妇国，哈剌哈孙反对，然“不听，竟发兵二万，命（刘）深将以往。道出湖广……及次顺元，深胁（水西女酋）蛇节求金三千两、马三千匹。……”^[249]由上面三条材料我们可以知道，亦溪不薛地是当时元朝重要的马场，具有数量众多的马匹，这对于征战频繁的元王朝来说非常重要。我们从这些材料虽然看不出云南、湖广和四川行省因马匹而争夺亦溪不薛之地，并且四川行省还将盐输送给云南行省以解决养马用盐不足的问题，但是我们结合当时元朝在西南长达数十年的征伐，且由三方力量展开，他们对于马的需求是不言而喻的，因而笔者推测亦溪不薛之地行政隶属关系多次变动可能与三省对马的竞争有关。我们还可以从大德五年征八百媳妇国时欲从亦溪不薛地征马匹三千匹看出，元朝在西南方向的战争上所需在马匹十分依赖亦溪不薛地。至于顺元年间四川行省因马政向云南行省亦溪不薛地输盐，一方面说明元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已走上比较稳固的道路；另一方面说明亦溪不薛地的行政隶属关系也已经比较稳固地属于云南省，双方已经在亦溪不薛地上不存在竞争关系。

“疆界所关，诚为至重。从来两省交壤之地，其界址多有不清……矿厂盐茶等有利之事，则互相竞争。”^[250]贵州地区在元代处于湖广、云南和四川三省交壤之处，除丰富的马匹资源外，还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如朱砂、水银和铅矿^[251]等，三省可能会围绕矿产开展管辖权的竞争，但这只是一种推测。

（五）当地民族首领的自身选择和利益诉求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我们上面说到的四点原因都是从国家和外部的角度进行思考的，这样的解释显然是不全面的，还必须兼顾到当地土官（民族首领）自身的选择和利益诉求，他们的行动对于元代几大行政区域的隶属关系的变动也有一定的影响。

《元史·地理志六》（卷六十三）载：“（至元）二十八年，从杨胜请，割八番洞蛮，自四川行省隶湖广行省。三十年，四川行省官言：‘思、播州元隶四川，近改入湖广，今土人愿仍其旧。’有旨遣问，田氏、杨氏言：‘昨赴阙廷，取道湖广甚便，况百姓相邻，驿传以立，愿隶平章答剌罕。’”^[252]

同书同卷还载：至元二十八年，播州杨赛因不花言：“洞民籍户，怀疑串匿，乞降诏招集。”又言：“向所授安抚职任，隶顺元宣慰司，其所管地，于四川行省为近，乞改为军民宣抚司，直隶四川省。”^[253]

由前述可知，即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起，顺元宣慰司才合八番宣慰司隶属湖广行省，故1291年杨赛因不花提出此申请时，其地仍隶属于四川行省，只是没有直属于四川行省而已。这虽然不涉及行政隶属关系的变动，却也反映出当地土司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是有自身的诉求的，并不唯上级命令是从。而至元三十年（1293年）田氏、杨氏土官（其时已属于湖广行省）与四川行省的博弈，更说明了在三省博弈今贵州地区行政属权的时候，当地的土司也不是完全没有声音的，他们会根据符合自身利益之处来做出抉择，而朝廷也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贵州当地少数民族首领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