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指出：“任何一种社会集会（如宗教节日），都能为贸易提供机会。贸易开始是偶然的，逐渐变为经常性的。”^[171]而大理三月街的形成和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理三月街最初是因宗教活动（即大理地区人们对佛教的崇拜），即祭祀观音而形成的。后来随着人口的聚集，人们渐渐地进行交易活动，到大理国时期大理三月街演变成以骡马交易为主的集市，明清时期则演变成了一个万商云集、货物琳琅满目的物资交流会场所。三月街之所以从一个宗教集会演变成为物资交流会，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一）宗教因素

三月街又称之为“观音会”“观音市”，由此可见其形成和发展与宗教活动密切相关。

1.宗教促进了三月街的形成

三月街最初并非是商品交易集市，而是一个宗教集会，即庙会。民间传说观音菩萨在三月十五日收服了为害大理人民的罗刹，为此，白族人民在每年的三月十五日聚集在一起举行祭拜观音的活动，即“三月有观音降魔会”^[172]。《南诏野史会证》记载：“盟祠，点苍山中和峰之麓，世传三月十五日大士与罗刹盟于此，故建祠祀之，一名观音市。”^[173]《白国因由》中有“观音口授方广经”的记载：“观音令婆罗部十七人以白音口授之，不久皆熟。自是转相传授，上村下营善男信女朔望会集，于三月十五日在榆城西搭篷，礼拜方广经。是日，彩云密布，观音驾云而去，众皆举首遥望，攀留不及。年年三月十五日，众皆聚集以蔬食祭之。名曰：祭观音处。”^[174]即人们为了答谢观音大士对白族人民的庇护而在中和峰下建祠祭拜观音，祈求观音庇佑人间风调雨顺、人寿年丰。观音市形成之初以讲经论法为主，“阁罗凤于……点苍神祠前……每年三月按期演武。至大理国立，三月十五至月尾为观音市。寺僧同时集于崇圣寺，作水陆大法会。是月，崇圣寺、无为寺、罗荃寺、华藏寺四大住持，于观音市法坛讲经论法，多答辩”^[175]。在观音市期间，众多的寺僧聚集在一起举行水陆大法会，进行讲经论法。因此，三月街最初就是一个讲经论法和祭拜观音的庙会，但人们对宗教的信仰促使了三月街的兴起。后因人口的聚集，人们的交易需求产生了集市，即“洱河河民以点苍观音会罗刹地为观音市”^[176]，因此，观音市由民众祀神进而成为民众的狂欢节日，最终刺激产生了交易集市。

2.宗教维系了三月街的发展

宗教促使三月街兴起的同时也维系了三月街的发展，使三月街从南诏时期一直延续到今。可以说，自唐至今，宗教祭祀一直是三月街必不可少的活动内容，即明代“三月十五日祭观音，地点即在观音街子，今通称三月街”^[177]；到清代，“乌绫帕子凤头鞋，结队相携赶月街。观音石畔烧香去，元祖碑前买货来”^[178]。其中，“三月十五日祭观音”和“观音石畔烧香去”两句反映出明清时期人们仍然进行祭祀观音的宗教活动。不可否认，宗教活动一直能够在三月街延续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理地区一直盛行佛教。南诏时期，佛教传入大理后被南诏王崇奉为国教。大理国时期，佛教更加盛行，“段氏以佛佑得国，国人皆信。初一、十五，国中上至帝骠，下至臣民，皆素食。晨起，人寺献香，虔拜诸佛。大理崇圣寺、弘法寺、观音阁、无为寺、罗荃寺、石云寺、圣源寺诸法师，皆寅时绕佛”^[179]。大理国时期，大理地区君臣民众普遍崇奉佛教，观音是佛教中一个重要信仰。白族人民认为观音能庇佑人间风调雨顺、人寿年丰，因而一直热衷于祭拜观音的活动。而这种宗教信仰成为维系三月街继续发展的精神力量。

（二）优越的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对于一个市场的兴起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三月街也一样。三月街的兴起除了与宗教有关外，还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三月街处于大理坝区的腹地，地形平坦，面积广阔，其周围以山地为主，三月街的兴起恰好为周围山地地区的居民提供了一个集会和交易的场所。尤其是在形成初期，三月街满足了大理及其周边地区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双层需求，即人们不但在三月街举行祭祀活动，同时还进行茶、棉、毡布、铜器木具等日常生活用品的交易。

另外，大理作为南方“丝绸之路”和滇藏“茶马古道”上重要的交通驿站，交通非常便利。东汉时期，大理成了联通内外的咽喉之地，即“大理成为越嵩、益州、永昌诸郡交往的要冲，是蜀身毒道的必经之路”^[180]。到南诏时期，通往内地及与周边国家交往的道路，基本上都是从羊苴咩城出发，即从大理往南往西，通达骠、天竺等国；向北向东，通达吐蕃及内地。该时期，吐蕃、骠国等各地的物品聚集到大理，通过大理输入内地。其中，骠国的棉通过大理输入内地，内地的丝绸织品通过大理又输入骠国，从而满足骠国妇女“衣青娑裙，披罗缎”^[181]的需要。便利的交通，使内地及其大理周边的货物和商人能够聚集到三月街。尤其是在元朝统一大理国以后，大理与川、藏、缅甸以及越南的交通更为畅通，促使三月街的物资交流和区域不断扩大。各种各样的商品在市场上的流通，一方面满足了当地人民对外来商品的需求，另一方面使外来的商品通过三月街这个中介场所，流向各地。因此，大理便利的交通，使越来越多的货物和商人聚集在大理，为三月街带来了大量的人流量和物流量，保证了三月街的延续和发展，从而使三月街成为滇西一个重要的商品交易市场。

（三）商品经济的发展

宗教信仰的需要和地理位置的优越促进了三月街的形成和发展，而大理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无疑又是促使三月街从一个宗教集会转变成物资交流会的重要因素。南诏大理国时期，大理是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商品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大理周边地区，是云南两大商品经济发展中心（滇池流域与洱海流域）之一。明代，大理作为“西南都会”，成为西南地区货物运输的集散地，众多的商人和货物集中在大理地区，使大理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出现繁荣的景象，进而又推动了交易需求和市场供给的不断扩大。因此，在商品经济的推动下，三月街逐渐从一个宗教集会转变为以物资交流为主的集会。(www.daowen.com)

1.交易需求扩大

随着大理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人们的交易需求也在不断扩大。在三月街形成之初，人们以进行观音祭拜活动为主，当时的交易需求仅局限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面的物品。

到了大理国时期，由于金朝长期占据北方且对宋不断发动大规模战争，解决马匹短缺成为南宋政府亟须解决的头等大事，而北方马的来源被阻断，因此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成为南宋马匹的主要来源地。而“大理马为西南蕃之最”^[182]，品种好，产量多，成为南宋马匹的主要供给地。南宋为了获得大量战马，专门在广西邕州设立买马司，即“绍兴三年（1132），置提举买马司于邕（州）。六年，令帅臣兼领”^[183]。邕州成为当时宋王朝市马的重要场所，大理地区的马匹大量输入邕州。为了方便与宋王朝之间的马匹贸易，大理国时期便在观音市上设骡马交易市场，即“于三月，立市叶榆城西点苍神祠，以易骡马”^[184]。在观音市期间，各地的马匹都聚集在此进行交易。而且大理国为了选到良好的马匹，还专门举办赛马活动，即“大理高国公量成父子亲临叶榆，设竞马擂”^[185]。竞马擂即赛马会，其目的是为了选到质量好的马匹。除了宋对马匹的需求以外，大理国时期还经常向宋进贡马匹，如“政和七年（1117）二月，至京师，贡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黄、细毡、碧玕山诸物”^[186]。南宋对马匹的需求和大理国朝贡的需要，使观音市兴起了骡马交易。

到明清时期，随着大理地区商业的发展，与内地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同时吸引了内地越来越多的商人来大理地区进行贸易活动，即“近之则川、黔、桂、粤，远之则楚、赣、苏、杭，皆梯航而至”^[187]。四川、贵州、江西、江苏等地的商人涌入大理地区，许多还在大理定居下来。同时，在内地商人的带动下，大理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也在增加，“合群结队旅行四方，近则赵、云、宾、邓，远则腾、顺云。又或走矿场，走夷方，无不各挟一技一能暨些资金，以工商事业，随地经营焉。”^[188]随着大理地区从商人数的增加，人们对市场交易的需求也进一步扩大。商人群体活跃，贸易兴盛，促使三月街的交易规模越来越大，交易物品越来越多，市场越来越繁荣。

2.市场供给扩大

在观音市形成之初，其商品供给主要来源于大理及其周边地区的物产和手工产品，其中，以马匹和药材为主要代表。大理国时期，畜牧业是重要的经济支柱，马在人们生活和军事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并成为当时观音市上的大宗交易物品。同时，大理地区药材资源非常丰富，“主要药材种类有车前草、马鞭草、蒲公英、益母草、苍耳子、黄芩、防风、千金子、八角枫、旋复花、地谕、大红袍、灯盏细辛、过路黄、叶上花等”^[189]。丰富的药材也成为三月街上交易的大宗商品之一。与此同时，大理地区的手工业较为发达，手工产品也往往成为市场上的重要商品。大理国时期，蛮刀、蛮毡和蛮甲制作精美，史载：“云南刀，即大理所作。铁青黑沉沉不蚀，南人最贵之。”^[190]“蛮毡出西南诸蕃，以大理者为最。”^[191]“蛮甲，惟大理最工。”^[192]蛮刀、蛮毡和蛮甲往往成为三月街主要的商品。

随着三月街市场的扩大和影响力的增强，除了大理本地的物产以外，周边地区（如永昌地区）的宝石也成为三月街的重要商品，即：“观永昌贾人宝石、琥珀及翠生石诸物。”^[193]而《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地出光珠、琥珀、翡翠、水精、琉璃。”^[194]永昌地区成为大理地区珠宝玉石的主要来源地。

明代，大理成为滇西货物的集散地和运转中心以后，国内许多省份的货物聚集在大理，三月街的市场供给进一步扩大。即“十三省物无不至，滇中诸彝物亦无不至”^[195]，四川、江西、湖广、山东、山西等地和滇中各少数民族地区的货物供给三月街的市场。清代，三月街的市场供给不断扩大，“盛时百货生意颇大，四方商贾如蜀、赣、浙、湘、桂、秦、黔、藏、缅等地，及本省各州县云集者殆10万计。马骡、药材、茶叶、丝棉、毛料、木植、磁、铜、锡器诸大宗生意交易之，至少者亦值数万。”^[196]四川、江西、浙江、西藏等地的商人都聚在三月街进行商品交易。

更值得注意的是，交趾、印度、缅甸等地的特产也成为三月街市场常见的商品。“熙宁九年（1076）八月，大理国遣使奉表，携金装玕山、刀剑、犀甲皮、甲鞍辔等货物朝贡于宋。”^[197]“绍兴六年，大理国献象及马五百匹。”^[198]在这些朝贡的产品中，犀甲皮、象不是大理本地的产物，主要是印度、缅甸、交趾一带的产物，即“交趾土产沉香、蓬莱香、生金、银、铁、朱砂、珠贝、犀象”^[199]。由此可知，在大理国时期，印度、缅甸和交趾等地的货物已经聚集到大理地区，成为大理地区市场的又一类供给地。

综上所述，观音市从南诏时期的一个宗教集会，不断发展成为明清时期繁荣的商品交易市场，与大理地区的宗教信仰、地理位置和商品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宗教信仰促使三月街兴起，成为维系三月街发展的精神力量；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促进三月街的发展；而大理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交易需求和市场供给不断扩大（以大理地区为主，拓展至周边的保山，进而拓展至全国和周边国家），促使三月街从一个宗教集会转变为物资交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