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边疆》是中国民族学会的会刊，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份具有重要影响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刊物。其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西南边疆地区的调查，为研究西南地区的历史、经济、民族等问题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材料。李生葂在《云南期刊录》中对《西南边疆》如此评价：“其中很多文章是作者承临边疆考察调查的总结，报道和搜集的都是第一手材料，而且有照片图片，图文并茂。”^[85]尤其在人类学、民族学方面贡献非常大。陶云逵的《俅江纪程》，为学者第一次探访独龙江，记录了旅途的所见所闻。方国瑜的《卡瓦山见闻记》，记录了卡瓦山佤族的状况。《马可·波罗云南行纪笺证》考证了马可·波罗云南游记的历史。其中还有很多文章涉及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诸如独龙族、佤族、傈僳族、藏族、彝族、瑶族、苗族、白族等，如马学良的《云南倮民（白彝）之神话》^[86]谈论了白彝的神话传说，江应樑的《僰夷民族之家族组织及婚姻制度》^[87]讲述了傣族的家族组织形式和婚姻制度。

第二，将西南地区的状况介绍给国人，加深了国人对西南地区的了解。张凤歧的《一个原始农业生产的边区——车里》记录了云南思茅普洱边缘区域的车里，也就是如今的西双版纳地区。文中说道，车里地区依旧保持着原始农业生产，并且介绍了当地的土地制度、土地利用情况、农业生产状况等。这对车里地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宣传。

第三，有些文章对西南地区的建设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很多文章谈到云南的交通矿业、农业水利、经济发展等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如丘勤宝的《云南水利问题》针对宾川灌溉问题，提出了“引洱入宾”的设想方案。

第四，对边疆史地学术研究和田野调查工作的开展具有指导作用。如陶云逵、方国瑜等人在开展边地考察过程中，遇到问题时如何和当地的少数民族进行沟通交流并取得他们的信任，他们的做法对后来者进行田野调查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当然，受时代的影响，《西南边疆》也有其局限性。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很多设施工具不齐全，考察工作的开展不能进一步深入，故而对西南地区很多地方的认识只是简单的概述，没有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究和分析。然而，瑕不掩瑜，《西南边疆》作为抗战时期对西南地区考察探究的学术期刊，因其涉及内容广泛，探究的问题多关照现实，许多研究可以说是开拓性的，对研究西南边疆地区的民族、地理、交通等方面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李生葂.云南期刊录［J］.新闻研究资料，1984（2）.(www.daowen.com)

［2］张尧善.云南期刊《云南边疆》述评［J］.云南图书馆，1993（3）.

［3］杨宝康.彭桂萼与云南地方文化研究——以《西南边疆》载文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

［4］娄贵品、曹曦.《西南边疆》关于边疆教育的调查研究［J］.西南古籍研究，2010.

［5］娄贵品.《西南边疆》杂志关于近代瘴疟的调查研究［J］.西南古籍研究，2011.

［6］娄贵品.方国瑜与中国西南边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7］娄贵品.方国瑜与西南边疆研究——基于《西南边疆》及“西南文化研究室”的考察［J］.昆明：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