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刊背景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日本的侵略，对中国的教育资源来说是一个巨大破坏。为了免遭日军破坏，我国东部地区的许多高等院校和学术研究机构都陆续向西南西北等地区进行转移。随着知识界人士向西南迁移，一时之间，云南春城名师荟萃，昆明成为当时的全国学术中心。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方国瑜先生，审时度势，发挥了“他北上燕京求学，南下金陵研修，且长期与云南地方文化人士共事的学缘与地缘优势，广泛联络云南籍学者和内迁著名学者”^[58]，在1938年10月和人类学家凌纯声等人在昆明创办了《西南边疆》杂志，以此推进西南边疆研究。而其创刊的目的是：“在这民族抗战时期，前方战士的英勇奋战，自然地奠定了最后的胜利之基；但后方的救亡工作，也是不能忽视的。我们这班从事于文化学术工作的人，鉴于敌人到处破坏我们的文化机关，不容我们加紧推行文化学术工作的责任。同人等都是特别有趣于西南边疆问题的同志，因竭所知，发行这个《西南边疆》月刊。我们的主要旨趣，即在以学术研究的立场，把西南边疆的一切介绍于国人，期于抗战建国的政策的推行上有所贡献。”^[59]

（二）期刊发行情况

《西南边疆》于1938年10月创刊，1944年6月停刊，是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云南昆明地区和成都地区出版的一种重要期刊文献。该刊创办时为月刊，从第5期改为双月刊。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实际上已成为不定期期刊（如第16期于1942年12月出版，第17期于1943年6月出版，而第18期则相隔一年后到1944年6月才出版，这也是最后一期）。该刊为16开本，每期页数不等，少至20页（如第18期），多至117页（如第1期），平均80页左右为一期。

《西南边疆》有“滇版”和“蓉版”两个版本。其中第1～12期称为“滇版”，原因是在昆明出版，编辑兼发行是“昆明西南边疆月刊社”，社址设在昆明昆华民众教育馆。而第13～18期是在四川成都出版的，因为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皇帝孟昶曾在城墙之上种植过芙蓉花，所以成都就有了“芙蓉城”的称誉，因此才称为“蓉版”。蓉版编辑兼发行是“中国民族学会成都西南边疆研究社”，社址设在成都金陵大学文学院。(www.daowen.com)

从现存的馆藏看，“滇版”的封面设计、纸张的质量、印刷效果、排版、清晰度等各方面都很好，而且附有照片、图表、插图，对于当时出版的刊物来说，已经算得上是比较精美的了，且每期定价为国币二角。而“蓉版”的封面设计、印刷纸张、排版效果等方面，质量显得略次一些，尤其是普通版（如第18期纸质就像草纸），这导致了个别地方连字迹都无法识别。而且定价也提高到了二元、四元，后来甚至上升到八元。但它的稿酬依然没有变动过，还是维持在创刊时的“每千字酌酬国币二元至五元”的水平不变。可以推测，《西南边疆》定价不断提高且最后停刊，是因为受到了战乱的影响，物价飞涨，导致经费来源中断，被迫停刊。

《西南边疆》现在的保存情况，据《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记载，只有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和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全套1～18期，其余各馆的馆藏均已不全。云南省图书馆藏有1～9期、11～16期，缺10、17、18三期。

（三）期刊作者

《西南边疆》期刊的撰稿人和编辑大多数是边疆民族问题专家、知名学者，如方国瑜、楚图南、徐益棠、熊秉信、陶云逵、马学良、张凤岐、江应樑、彭桂萼、尹学建、李希泌等。他们长期关注西南边疆地区，热衷于少数民族问题，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和地理学等方面的学术泰斗。他们不畏艰险，穿雨林，越瘴区，深入边疆地区，克服种种困难，以亲身经历和考察搜集整理获得第一手资料，并撰写成文，其严谨的学术态度让人钦佩。这些文章有的配有照片，有的统计列出了图表，内容十分详细，不仅对于研究西南边疆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还能使读者深入了解和认识近代滇西边疆的民族地区，提高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对巩固我国边疆有着重大意义。而方国瑜、徐益棠、林纯声作为《西南边疆》的三位创刊人，在其发展史上起到了创立、引导、推动的重要作用。方国瑜^[60]开创了云南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和教学，开拓了中国西南历史地理的研究，被史学界誉为“云南地方史和西南民族史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徐益棠^[61]是中国最早发起边疆研究的著名学者和中国民族学会的创始人，“蓉版”发行时，他任社长兼编辑，倡导田野工作要“事实第一，理论第二”。凌纯声^[62]强调边疆研究要以少数民族作为研究对象，重点搜集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和一些历史源流，特别偏向于民族志的研究，这在中国人类学发展中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派别，其研究方法和著作对当时的人类学研究的走向起到了引领作用，在当时成为中国民族研究院民族学学术研究的一个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