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战时期大后方公务员的生活状况，在当时的一些报纸上就有所反映，学界也有不少论述。笔者将利用昆明市各机构对当时市场上零售物价格所做的调查，再结合当时的一些报纸、私人笔记，多种材料参照，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抗战时期公务员的恩格尔系数是高还是低？

恩格尔系数表示食品支出占个人总消费的比重，比例越低，生活水平越高。依国际标准，恩格尔系数在30%～40%之间为富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后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直到进入21世纪后才达到这一区间。从表6我们可以看出，整个抗战后期昆明市公务员的食物类支出比重始终未超过40%，这该作何解释呢？

表6　抗战后期昆明市公务员食物类消费增长指数及占总消费的比例

续　表

数据来源：云南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印：《昆明市公务员生活费指数》，云南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阅览室藏。

我们是否可以根据这些数据推翻以前关于战时公务员生活贫困的结论呢？不能。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说过：“计量经济学方法用于经济史研究，其范围是有限的。在这个范围内，我主张要用它来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创立新的论点。”^[25]首先，我们可以确定抗战时期一般公务员的生活不可能有多富裕。在王子壮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后，“抗战所加于个人经济上之压迫，以目前为甚，来日大难，更不如何得渡也”^[26]，到了1940年底更是出现了因生活困难公务员工作效率大减的情况。“近日部中公文颇有积压迟滞，人员少是一因，又以生活困难，所入不能维持家人生活，至工作人员不能安心，工作效率因之大减，此亦不可否认之事实。”^[27]

到抗战后期，通货膨胀更加严重。“米粮价格，战前均不知之，因此种必需品占生活费甚小之百分比，毋庸注意也。但近来米为公粮外，因其与物价上涨有密切之关系，亦不得不注意，而菜蔬油盐之类占支出最大之部分，亦不得不以全力注意及此也。”^[28]高级公务员的生活尚且如此艰难，何况一般公务员。其次，抗战后期的四年中，昆明市的熟米价格从1942年10月的12.55元/斗增长到1945年8月的5 100元/斗，增长了406倍。蔬菜价格从1942年10月的1.57元/斤增长到1945年8月的172.50元/斤，增长了110倍。盐价从1942年10月的2.01元/斤增长到1945年8月的382.60元/斤，增长了190倍，而这些都是生活所必需的。尽管抗战后期通货膨胀导致法币贬值严重，相应的公务员工资也提高了许多倍，但依旧赶不上物价的增长，这必然导致生活水准的下降。最后，该统计假设从1941年10月到1945年8月，每个公务员在食物类、衣着类、房租类、燃料类、杂项类、医药教育文化费及其他类所需的消费量都是固定不变的。其实不然，随着物价的飞涨，人们必然先要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食物类在整个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将大幅增加，也就是说该统计中食物类消费被低估了。

（二）战时公务员的生活水准与其他阶层相比是高还是低？

抗战之初，公务员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甚至到1941年初，像王子壮这样的高级公务员生活还不甚困难。如王子壮在日记中记载：“昨晚归来，家人备盛菜，老姨太太所作，因是日为余生辰也。”^[29]此外，他还多次在外就餐与聚会。到了年中与小商人比较已是捉襟见肘。“日前在民众防空洞得见一小商人之妇，一人而购二十元之猪肉排骨之类，煮于会饭之中，米饭殊少，但肉食耳。再看知识阶级公务员及教育界，以收入日绌，面有菜色，是国家之菁英，竟不得充分之营养，食平价米既多粗劣，青菜已达一二元一斤，遑论肉食。即青菜亦将无法购取足用也。”^[30]“目前就余所知，一银行起码职员月入六七千，超过今日之部长地位为甚”^[31]，“如发国难才者，商家银行界，莫不于此时显其豪阔。一较若干公务员之难得温饱，不啻天渊”^[32]。其实不受战争影响的也只有这特殊的一小部分人，公务员因为薪资固定，战前与战后差距甚大。王子壮在日记中自白道：“因念及昔日生活较裕，一切顺其自然，无用品即往购。近则轻易不肯到铺购物（以饮食一端即占去收入之绝对大数），偶有余物，如袜、手帕等虽存有数件，尚不肯去，或为将来更贵之故，亦不知是何心理也。”^[33]

鉴于抗战后期大后方的经济日益困难，从1942年以来，学界对此表示出高度的关注，先后有三次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呼吁政府重视物价经济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措施，但政府一直未对其做正面答复。以吴启元为代表的昆明九教授在《我们对于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一文中对战时公务员的生活状况给以详尽描述，他们在报上指出：“感受物价压迫的另一阶层是公务员、教师和其他薪水阶级。他们薪金的增加就比例说，远不及物价高涨的程度。若按现在的物价水准折合战前的购买力，他们的收入用来维持一家数口，则其生活的景况的艰苦，不难想见。在他们中间，借债、典质与变卖什物，已成普遍的现象。不但他们本身的生活程度降低，他们的儿童情况尤为可怜。有些儿童营养不足，有些儿童虽届学龄而无力就学。生活的状况如此，自不易使人安于其位。改业和远徙的事情已日益增多。薪水阶级是国家的有用干部和社会的安定力量，今因物价影响，日趋涣散，这实在是国家社会莫大的损失。”^[34]其后，王子壮也在日记中写道：“此时公务人员，已挣扎于死亡线上，真一严重之问题。以余在政府为高级官，月入三千余元，已不为少，但每月仍亏千余元，其余低级人员营养不良，面有菜色，亦固其所。国家之前途，至堪忧虑也。”^[35]“余以一级简任官，家人不得一饱，东贷西借，勉维现状，真乃国难之奇观也。”^[36]

进入1943年，市场上的物价依旧飞涨，公务员的消费自然越来越高。我们以具体的数据为例。“综计一年以来，月入虽增，但距物价相差远甚。今春3 680元，夏季以后680元之薪水加1倍，十月以后再加1倍，至月底止，薪水为战前之4倍，每月计2 720元，3 000元之党部公费如旧，此外生活补助费每月由200而400，现为800元，故最近每月之总收入为6 520元，较诸战前之1 200元，尚只5倍而已，而每月之支出已达万余元。”^[37]昆明市1943年春每个公务员的消费按统计数据算在3 000元左右，至年底已涨到5 000多元。当然，这是单个人的消费，王子壮日记中所谓的每月万余元的消费，应该是加上其家庭成员的总消费。其实，抗战时期公务员的一些生活必需品是由国家直接发放的，只在物资紧缺的地方才以钱代物，而统计数据中的消费值是按市场价格统计的，自然要远远高于实发工资。

1944年以后物价更是一路飙升，王子壮在其日记中写道：“近二月每月均用2万余元，省无可省，节无可节，尚需多方借贷，以资维持。今年真困苦达于极点之时也。”^[38]按统计的计算，昆明市在同一时期每个公务员的消费已达六七千元，实际情况可能要低于统计。王子壮家有12口人，消费按四大八小，两小孩折一大人算，共有8口人，月消费2万多已经是很节省的了。抗战后期王子壮既为工作方便，也为节省房租，遂搬到城外的歌乐山居住，家人不常进城，有一次“余等偕莹、明二儿进城，大街滋热，各吃冰淇淋一杯。儿辈为最小者，八年以来，未知此物，甚为惊奇”^[39]，可见其困难程度。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从1941年以后，不管是教授还是公务员都为不断腾飞的物价所忧虑、苦恼，并且这种苦恼日甚一日，找不到任何可以缓解的途径，直到战争结束。我们通过表7中各阶层的收入对照表可以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表7　1937年至1945年几个收入群体货币收入的购买力指数^[40]（1937—1945年）(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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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7中可以我们看到，士兵、公务员、教授的收入下降最多，而工人、农民的境况要好得多。王子壮在日记中写道：“对于劳工之工价，谓职业工人，人力车夫优于产业工人，前者达战前物价百分之五十，后者则百分之三十，若以公务员计之恐尚不足百分之五。”^[41]这与表中的数据相若。

首先谈工人阶层，战前他们的收入水平远低于公务员，从多次的工人罢工中可以看到，他们确实是被压迫的阶层。全面抗战开始以后，随着沿海沿江工业的大量内迁，部分工人也转移到大后方进行工业生产。此时，前线急需大量的物资支援抗战，后方的工人数量又远远不能满足生产的需求。由此，工人的工资进入一个大幅度上涨的阶段。但全面抗战前期涨幅并不大，如1940年底给王子壮家修理房屋的工人的工钱为“每人每日七元半”^[42]，而王子壮此时的工资为每月1 200多元，是工人的六七倍。我们从昆明市公务员生活费消费指数中也可以看到，劳动阶层的收入在抗战后期确实增长了不少，如人力车价格从1942年10月的2.33元/公里增长到1945年8月的500元/公里，增长了215倍；洗衣价格从1942年10月的2.44元/套增长到1945年8月的488.33元/套，增长了200倍；理发价格从1942年10月的4.22元/次增长到1945年8月的1 118.67元/次，增长了265倍。但它们的价格增长倍数在所有生活必需品中并不算高。

随着全面抗战的进展，看似农民的收入情况比公务员更好一些，其实不然。自1941年粮食征实，改革税制以来，增税、加租、征役（包括劳役和兵役）的事时常发生。“丰者为地主，而佃农自耕农则剥削不堪。现在田赋征粮，均归中央，而实际上省县所需仍在摊派，军事区域摊派尤多。”^[43]据统计，农民的租税在抗战后期比战前增加了4倍有余，而经常性的拉壮丁征兵又使农民的生产时断时续，无法正常进行，这对农民阶层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公务员阶层明面上的工资虽然下降非常厉害，但是他们也有不少相应的隐形福利，这是不会体现在工资中的。王子壮写道：“此月起已由公家发米，每人以十二元购市斗二斗，严重难关得以勉渡，不然均将成为饿莩头。”^[44]后来政府又向整个家庭成员发放平价米，“依照年龄，三十岁以上一石，二十五以上六斗”^[45]。还有，王子壮在抗战后期经常生病，这无疑加重了他的经济负担，好在国家有一部分的医疗保障，“在卫生署购普通用药……较普通市价廉数倍，此亦战时之惠政也”^[46]。王子壮作为高级公务员，政府理应派车给他，实际上“党部因不能供汽车，上星期送余本月汽油费七百元，余家当艰难之日，得此可以稍苏”^[47]。就算这样，他的工资还是经常入不敷出（并不表示他已经穷困到了底层社会的程度），曾多次借钱为生。1944年4月，物价已是非常之高，王子壮的儿子考上飞行员，要去昆明上学，路费乘飞机需3 200元，火车则仅要500元，但他还是选择了飞机，说明高级公务员的经济状况比一般阶层还是要好不少。

综上所述，从表7来看，公务员的收入变化与教授、士兵相差不大，但与工人、农民相比下降较多。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农民、工人没有公务员的某些福利待遇，公务员的生活其实并没有表中所表明的那么坏。

（三）昆明市的物价和抗战大后方其他城市的比较

据《王子壮日记》记载，早在这项统计开始一年前，“重庆生活程度之高，已冠全国，已超过昔日高贵之昆明、兰州”^[48]，统计前仍是“盖物价之高贵，现在以重庆为最高峰”^[49]。我们从上面部分物价的对比中也可以看到，起初昆明的物价并不比大后方其他城市高。“但以物价高涨，近两月来又高一倍，较战前达三十余倍”^[50]，而昆明市公务员的总消费值从1月份的552.79元涨到3月份的808.46元，只增长了不到50%，要低于重庆的增长幅度。从统计数据来看，1943年前昆明的情况确实要比重庆略好。时间进入1944年后发生了根本的转向。1943年底重庆的“阴士丹林布已卖百余元一尺，平价也要六十余元”^[51]，而此时昆明的也要卖到124元一尺。

1944年3月，重庆“物价之上涨，新年后又达百分之三十”^[52]，而昆明市公务员的总消费从1944年1月到3月间涨了34%，涨幅比重庆更甚。所以，王子壮说：“昆明物价超过此间（重庆）一二倍。”^[53]从表8中我们可以看出，在1944年到1945年这两年，大后方各重要城市零售物价格中以昆明最高。

表8　各地零售物价指数^[54]（基数1937年1月—6月=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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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昆明九教授对物价问题的呼吁》来看，越到抗战后期，大后方的物价问题越严重。1945年5月1日，西南联大的戴世光、吴启元等五教授第三次就当时的物价及经济问题发表声明：“就后方物价上涨的速度来看，目前情形显然与过去不同。近四个月来物价暴涨的速度远超过以往八年来任何时期。……一月至四月后方若干城市的物价上涨三倍至七倍，每月平均的上涨率竟达百分之五十以上。这表示通货膨胀确已到达恶性膨胀的末期。”^[55]

这一时期，大量美国作战人员进入昆明，是物价飞涨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在中国的兵力，从1942年末的1 255人增加到1945年1月的32 956人，以及1945年8月的60 369人。这些军队不得不主要由地方经济供应，并且是按大多数中国人从未见过的消费水平。”^[56]当然应该还有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