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食物类

食物类由米、面粉、猪肉、猪油、鸡蛋、盐、糖、酱油、豆腐、蔬菜十种组成，其中以米、蔬菜、猪肉占比最大，三项总计在70%^[6]左右。如果把每月的消费量取一定值，价格取三次调查所得的平均值，二者相乘即为该月食物类的消费值。根据食物类消费与总消费的关系变化情况，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间段。

第一时间段，1941年10月至1942年7月。在这段时间里，食物类消费的增长率大于总消费的增长率，但差距不大。这10个月当中，食物类消费平均占总消费的31.37%。10个月内食物类消费增长了3.42倍，王子壮在日记中也有类似记载：“最初入川，斗米不过二三元耳，现已高涨达一二十倍，原因何在，人说不一。”^[7]虽然从1941年8月起国民党就开始施行粮食统制政策，但效果并不显著，粮价依然飞速增长。“自粮食部成立，原希望对于粮食能以统筹办法，不使涨价，以维民食。不意数月以来，粮价日高，近日米价一老斗（40斤）高至一百五六十元。”^[8]其他种类的食物，如“普通青菜均在一元以上购一斤，鸡蛋一元买两个左右”^[9]，与此同时，昆明蔬菜每斤价格1.5元，鸡蛋每个0.27元，鸡蛋比重庆要便宜不少。后来，王子壮“购猪肉数斤，以十二三元一斤之故，即此所耗已达二百余元”^[10]，而昆明的猪肉价格在两个月前就达到了十二三元。

第二时间段，1942年8月至1944年2月。这一时期食物类消费的增长率低于总消费的增长率，且差距较大。在这19个月当中，食物类消费平均占总消费的24.29%。19个月内食物类消费增长了5.05倍，在四个时间段中增长最慢，具体可见表1。比较这两个时期某一月的消费情况，可以看出大部分食物消费价格的增长远远小于总消费的增长，只有蔬菜、鸡蛋的增长较快。这一时期食物类消费价格相对缓慢的增长使得食物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从《王子壮日记》来看，这一时期重庆的物价要比昆明高，“糖价一斤陡涨七八十尚购不到……皮鞋一双上涨达两千元以上”^[11]，而昆明的糖价为一斤50元左右，皮鞋一双也只要500元。

表1　1942年4月和1943年2月食物类消费情况

图1　1941年10月至1944年2月昆明市公务员生活费指数

数据来源：云南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印：《昆明市公务员生活费指数》，云南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阅览室藏。

第三时间段，1944年3月至1945年2月。这一年中食物类消费增长率与总消费的增长率基本持平，中间有5个月食物类的增长率略高于总消费，另外几个月则相反。食物类消费平均占总消费的31.19%。这一年中食物类消费增长了3.9倍，较上一时期为快。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米、猪肉、面粉等食物的价格涨幅较大，这无疑增加了食物类消费在总消费中的比重。王子壮在其日记中也记载：“近日因军队增加经费，盐又加价一倍，为三十八元一斤”^[12]，“普通蔬菜皆在数十元一斤，肉价一百二三十元一斤”^[13]。而此时昆明的盐价已经涨到了47元一斤，蔬菜在1943年下半年就达到了10元一斤左右，肉价更是在半年前就涨到了一百七八十元一斤，远较重庆为高。

表2　1943年2月和1944年4月食物类消费情况

图2　1944年4月至1945年2月昆明市公务员生活费指数

数据来源：云南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印：《昆明市公务员生活费指数》，云南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阅览室藏。

第四时间段，1945年3月至1945年8月。在这半年中，食物价格飞涨，其增长率远高于总消费的增长率，食物类消费平均占到了总消费的37.6%。半年中食物类消费增长了2.24倍，在这四个阶段增长最快。从表3中虽然可以看到消费总值的增长略大于食物中占大头的米、蔬菜的增长，但由于猪肉、猪油、鸡蛋价格的增长过快，且统计数据又是根据每月消耗一定的食物量得出的，故拉高了整个食物类消费的占比。

表3　1944年4月和1945年8月食物类消费情况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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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一时期一般的公务员已很难吃得起肉、蛋这些高价食物。这主要是由于整个抗战后期物价持续攀升，只靠领取固定薪俸的公务员的承受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重庆的米已较战前涨价一千倍以上，其他日用必需品涨百倍或二、三百倍不等。”^[14]从昆明市的统计数据来看，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抗战后期近4年的时间里，昆明市公务员的食物类消费增长了306倍，总消费只增长了255倍，食物类消费增长远高于总消费的增长。

图3　1945年3月至8月昆明市公务员生活费指数

数据来源：云南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印：《昆明市公务员生活费指数》，云南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阅览室藏。

（二）杂项类

杂项类几乎是整个抗战后期生活必需品中占比最高的一项，占总消费的30%多，有时甚至超过40%。它主要由水、肥皂、毛巾、牙膏、茶叶、人力车费、沐浴、理发、洗衣9种组成。其中人力车费占比最大，达到了杂项类的60%左右，其次为洗衣、水的消费。可以说，人力车每公里的单价决定了人力车费乃至整个杂项类消费的高低。抗战后期的最后几个月，人力车费涨幅相对较小，这才使得食物类消费超过了杂项类消费。整个抗战后期昆明市公务员杂项类消费增长了212倍，要低于总消费的255倍。但这一时期人力车费占总消费的比例最高达27%，最低也达到了16%。其实，昆明的人力车费可能比重庆的还略便宜。王子壮在一次上班途中汽车抛锚，无法行驶，“改乘黄包车，以三元代驾”^[15]，才到达目的地，此时昆明市的人力车单价为每公里2.33元。重庆市由于常遭轰炸之苦，生活用水只能去江里面挑，所以“江水一担有售至十余元者”^[16]，而昆明市地势较为平坦，挑一担水只需1元左右。纵使到抗战的最后一个月，重庆市的公务员“乃用数百元甚至千元购一担水”^[17]，昆明市的水价也只是不到100元一担。

表4　1941年10月至1944年9月昆明市公务员杂项类消费占总消费的比例

数据来源：云南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印：《昆明市公务员生活费指数》，云南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阅览室藏。

（三）衣着类

衣着类由阴丹士林布、白土布、冲哔叽、呢鞋、皮鞋、线袜6项组成。衣着类消费占总消费的10%左右，到抗战最后几个月所占比例有所降低，主要是由于除了冲哔叽、皮鞋外，其他几种物品价格未继续走高。从1941年10月到1945年8月，昆明市公务员的衣着类消费增长了201倍，在所统计的5项消费中是涨幅最小的，但形势依然严峻。王子壮在日记中记载了1942年春节时自己的窘境。“年终将届，不得不略事补充，而物价之贵，真有出人意表。普通化妆品如雪花膏总在二三十元间，一熨斗达一百二十元，五金日昂之故，袜则在十元左右一双，布匹亦在十元左右一尺。余以儿辈衣物稍加补充，已用六七百元矣。”^[18]而同一时期昆明市袜子、布匹的价格也有8元多，与重庆相差无几。后来，他“至仰光皮鞋店，为余之所作之港纹皮鞋已就，对外要四百五十元，因熟人介绍，只要三百元”^[19]，同时，昆明市每双皮鞋要价也有350元，比重庆略便宜。到1944年，他感叹道：“近年以抗战艰苦，多少东西日用所需，而以其价高不能购取，始日增其对于价值之注意。但注意之范围日益小，多少东西已超过购买力，再增高减低均不能买，亦无注意之必要也。如阴士林布，日用所需也，但其价格，每尺达一二百元间，再减三五十元，仍买不起，即无注意之必要。”^[20]此一时期昆明每尺阴丹士林布的价格已达220多元，相比重庆有过之而无不及。

（四）房租类

房租每月的消费占总消费的7%～8%，略低于衣着类的消费。1941年10月，昆明市的公务员在外租房，每人平均需要半平方丈，折合5.56平方米，每平方米月租是8.39元。由于一间普通民宅的建筑面积约15平方米，那么一间房月租也就是125元，与抗战前相比已上涨了许多。1942年初昆明一方丈大的房间月租已达52.5元，可谓极高了。到1945年，昆明一方丈大的房子每月更是涨到了一万二三，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从1941年10月到1945年8月，昆明市的房租足足涨了289倍。重庆公务员“其生活苦况，真使余感慨万分。月入一二百元，有子女四人，连彼夫妇共六人，日食粗粝，从未见肉，而住房一间，尘土狼藉（月需40元房租），衣服褴褛，犹为余事。公务员生活至此，已达人间地狱之阶段，不忍卒睹也”^[21]。到抗战快结束时，“一间之居，月达数万元”^[22]。

（五）燃料类

燃料类消费由木柴和菜油组成。在5项统计项目中占比最小，为5%～6%。抗战期间，公务员生活困苦，再加上昆明气候相对温暖，生火用的木柴自然是能省则省。此时，中国不能自产煤油、柴油等，只能依靠进口，拿如此紧俏的燃料作为寻常照明自是不可能，只能用菜油代替。正因为这样，菜油价格在抗战后期增长了410倍，比大多数生活必需品都增长得快。上述情况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们对燃料的需求。《王子壮日记》记载：“全家买柴炭，月需三百元，生活昂贵，此其一端。”^[23]而此时昆明市一般公务员家庭每月平均的燃料费只要30元左右，但因为王子壮家人口比正常家庭多一半，再加上冬天重庆气温比昆明低，取暖所需的燃料更多，所以在燃料方面的花费比一般公务员多。

总体而言，抗战后期昆明市公务员上述几类生活必需品都呈现出较大的涨幅，具体见表5。

表5　抗战后期昆明市公务员生活必需品价格增长表^[24]

数据来源：云南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印：《昆明市公务员生活费指数》，云南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阅览室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