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隋唐五代制度研究，势必要说到两个人。一位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一位是中国学者陈寅恪，其原因就在于二人的学说在学术界的影响极大。前者早在1910年就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1]依日本学者谷川道雄概括其学说成就为：“内藤的时代区分说大义在于，以远古至秦汉为上古，六朝、隋唐时代为中世（中古），宋至清为近世。而后汉后期至西晋时代是从上古转向中世的过渡期，唐末到五代则是由中世向近世的过渡期。这种今日所谓的‘唐宋变革’论，业已成为日本的学界的定论。按照内藤的观点，中国史以此‘唐宋变革’为契机，可划分为两大时期，即从贵族政治时代向君主独裁政治时代的转变。在贵族政治中，天子仍是贵族的一员；而在君主独裁政治中，天子是超越于所有阶层之上的。因而，在前者，臣下还是贵族；在后者，臣下则只是天子的手足，是从事行政的非世族的官僚阶级。”^[2]而在新旧世纪之交，不论同意内藤的意见与否，“唐宋变革论”已经成为唐宋学术界注目的焦点，讨论隋唐五代制度史都绕不过此一论题。陈寅恪先生则在20世纪40年代就写出了不朽之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虽则是书以厘清隋唐制度渊源为宗旨，但他的关于府兵制度为关陇集团纠合之主要表现、关于唐代（财政）制度南朝化（迴造纳布）等观点，基本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而现在学术界如姜伯勤、吴丽娱等先生致力于唐代礼乐的研究，亦应与陈先生关于礼仪音乐制度的研究是一脉相承的。

隋唐五代制度史就其范围而言，包含极广，概而言之，则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这里的社会制度是指具体的如婚姻、家庭制度等等）等。每一类下，又可以分成相互交叉众多之分项。比如《二十世纪唐研究》^[3]这本书中，在“政治卷”下有帝制与官制、兵制、法制、礼制、教育制度等等，而在分项下，又有子项，比如“帝制与官制”下，有皇帝制度、中央职官制度、地方职官制度、管理制度以及科举制度等。当然，在子项下还有更具体的细项，比如“中央职官”下，有宰相制度、政事堂制度、三省制度、六部与寺监制度、监察制度、翰林学士制度、馆阁学士制度、东宫官制度、使职差遣制度、内诸司与内侍省制度、员外官与试官制度、流外官制度、僧官与萨宝制度等等。举出以上例子，只是为了说明我下面所说的仅仅是一鳞半爪的感想而已。(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