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吐鲁番出土文书》各册的陆续出版，学界对十六国至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状况的研究逐渐深入，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与此同时，由于高昌西州地区本身的特殊性，造成了某些概念、内涵各家论说的意见分歧，这是很正常的事。我相信，随着研究的更加深入，有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本文正是本着这样的宗旨，从解读67TAM84：20号文书着手，就麹氏高昌中后期的臧钱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67TAM84：20号文书刊载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207—208页，编者把它标目为《高昌条列出臧钱文书残奏》，今录之如下：

（前残）

（后缺）

这份残缺甚多的文书十分有趣，它能帮助我们解开臧钱之谜。在解读此份文书之前，我先把各家的观点和自己的意见说一说。

由于关于臧钱的出土文书数量甚少，论者便对臧钱的性质多有误解：或以为是“麹氏高昌的苛捐杂税”；^[1]或以为不一定是特定的税目，而属于财政的分配管理范畴；^[2]或以为是商胡之税^[3]。但他们都没有展开论述。

笔者则认为，臧钱即赃钱，属官府对贪污受贿、鼠窃狗盗、窝赃销赃等等惩罚以罪而收取赎金之名色，为法律范畴之用语。试论之如下。

与20号文书同墓出土之《高昌条列入官臧钱》文书显然与20号文书有关，照录如下：^[4]

（前缺）

（缝背押“暄”）

2　□案条列入官臧钱数列别如右记识奏诺奉　　□

3　　　　　　门　下　校　郎　阴　　　　　　□

4

门　下　□　□　高　　□

5

通　事　□　□　索　　□

6

通　事　□　□　□　　□

7

通　事　□　□　□　　□

（后缺）

显而易见，这是一份官方文书，由于20号文书与之有关，则它也是官方文书。若单从此一文书年，我们还是不知臧钱为何物。但是请注意1—2行间背面款缝之押字“暄”。暄即麹暄，他的职务是“都官事”，请看《高昌都官残奏一》：^[5]

（前缺）

（后缺）

我们知道，麹氏高昌之官制、文书格式大都同于中原。^[6]都官的职务，在北朝之北魏有都官尚书；^[7]而据北齐官制，尚书省下都官曹“掌畿内非违得失事”；^[8]南朝宋、齐、梁、陈亦有都官尚书，所统有“都官、水部、库部、功论四曹”而都官“主军事刑狱事”。^[9]南北朝之都官“掌畿内非违得失事”“主军事刑狱事”，则仿效中原官制之高昌都官征取臧钱亦非无缘。若依唐朝公文格式，凡缝背署名者，则表示此文书属其管辖。^[10]如此，《条列入官臧钱文数残奏》既由都官事麹暄押缝，而事由又为入官臧钱，则20号文书的性质大体可以判断。^[11]

非但如此，南北朝官制至隋唐有一个综合取舍的进程。都官尚书至隋开皇三年（583）已改名为刑部尚书，其下属之都官郎中之职亦改为“掌簿录配役官私奴婢良贱诉竞俘囚等事”；^[12]而南朝原属吏部系统之比部至隋才划归刑部；比部在北朝虽属都官系统，但原先之职掌仅是“诏书律令勾检等事”而已。^[13]这样，比部在隋之职能当为原先南北朝都官之职掌无疑。唐袭隋制，唐朝都官郎中员外郎职掌诸事之一便是“赃赎”。^[14]若以此推论高昌都官事之职掌，“赃赎”当亦在其职权范围。于是，臧钱为赃钱便也无疑。

“臧”本通“赃”，《史记》一二二《王温舒列传》称其：

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

20号文书中之臧钱亦当为“没入偿臧”之“臧”，即赃钱。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赎罪之科，南北朝时期自不例外。《隋书》二五《刑法志》称梁武帝：

乃制权典，依周汉旧事，有罪者赎。其科，凡在官身犯，罚金。鞭杖杖督之罪，悉入赎停罚。其台省令史士卒欲赎者，听之。

此赎罪之科，梁朝后期虽中止，到陈朝又兴，而北齐、北周以至于隋皆有此律。莫非麹氏高昌亦有赎罪之科而令犯者出臧钱而入于官府哉？

通观20号文书，还有几个法律用语，如“平”“从”，先须作出解释才能通读文书，从而搞清臧钱之性质。

先看“平”字。《唐六典》二〇《京都诸市令》条：

凡与官交易及悬平赃物，并用中价。

《唐律疏议》四《诸平赃者》条：

诸平赃者，皆据犯处当时物价及上绢估。

疏议曰：赃谓罪人所取之赃，皆平其价值。

依照唐律，若有偷盗贪污之犯法行为，就须平定其价值，并估作绢帛数定案治罪。此评定物之优劣者就称为“评估”或“平估”。^[15]20号文书中“平钱”若干，虽不同于唐朝的平为绢估而自有其特殊性，但“平”之为法律用语则无二致。《七世纪初高昌作头张庆祐等偷丁谷寺物平钱帐》就更好地说明了这点：^[16]

1　□宁人张庆祐作头，独偷□□寺六纵叠五匹，匹平钱

2　□二文；大二口，□平钱□□；羊肉三脚，平钱二文。

3　□张庆祐子作头，道人□□、高昌解阿善儿二人作

4　□，三人合偷丁﨏牛□□，□钱十文；马付一头，

（后缺）

文书编者疑此帐中之“偷”字为“输”字，似乎不妥。由于张庆祐、张庆祐子、道人□□、解阿善儿偷了丁谷寺的叠、、、布等诸物，便有一个如何计算其赃物价值问题，于是便有了“平钱”之举。“平”之为法律用词昭然若揭。当然，“平”字在其他商业交往场合也使用，此且不提。

而20号文书中“作从”为法律用语更是确然无疑。观上《偷物平钱帐》3—4行，有张庆祐子“作头”，道人□□与解阿善儿二人“作从”，三人合伙进行偷盗活动；6—7行，又有张庆祐子“作头”，田地城之某人作“从”，是二人合偷；而1—2行则有张庆祐“作头”而“独偷”。“作头”“作从”相对，则此偷盗活动有主犯和从犯之区别。《唐律疏议》五诸共犯罪者条称：

诸共犯者，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疏议曰：“共犯罪者”，谓二人以上共犯，以先造意者为首，余并为从。

首即头，以此论之，则头、从与首、从词异而实同。“作头”者即唐律所称之“先造意者”，“作从”者即唐律所称之“随从者”是也。“作”字或为动词，或为名词之组成部分，但于我们的结论却总无妨碍，于是，20号文书中“作从”亦为法律用语断然无疑。

然而，解读文书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即“藏龙遮之提婆锦三匹”“藏龙遮□□提婆锦一匹”之“藏”究为何义。我们若把20号文书中此句型和《偷物平钱帐》中“偷□□寺六纵叠五匹”之句型对照，则“藏”和“偷”字相对，也就能明了“藏”字在20号文书中作动词用，或为窝藏之意。即或不是，亦为不远，总之是表示违法犯罪的一种行为。而“龙遮之”和“丁谷寺”相对应，则是被侵害者。

搞清了20号文书的性质及其一些主要概念，我们就可以着手于解读工作了。虽然文书残缺甚为严重，但其大意尚可明了，臧钱问题便也迎刃而解。

20号文书之前5行，内容因太残而不可知，只是“作人秋富”，又见于《高宁负臧钱人名》中^[17]，但两件文书年代相隔久远，似非一人，且置勿论。第6行至第11行，内容实可分为两项：第一项为第6行至第7行“次传”前；第二项从第7行“次传”起到第11行“臧尽”止。前者出现人名三，依次为“某阿苟”、龙遮□□、张阿苟；后者出现人名四，依次为“某延”、龙遮之、祁守义、商胡握□延。细细分辨的话，实际上两项内容共涉及四人，即张阿苟、龙遮之、祁守义、商胡握□延。第一项中的“某阿苟”即张阿苟；龙遮□□即第二项中的龙遮之；第二项中的“某延”即同项中的商胡握□延。于是出臧钱之两项内容便涣然冰释。其意即是：

第一，张阿苟作为从犯，“藏”龙遮之的提婆锦一匹，按质论价，平银钱50文；又“藏”龙遮之的某丝织品一匹，平银钱51文。由于张阿苟“作从”，以赎罪之科论，当出臧钱五十半文。

第二，商胡握□延在作案过程中为从犯，他“藏”龙遮之的提婆锦三匹，平银钱150文，某丝织品若干匹，平银钱若干文，红锦二匹，平银钱90文；又“藏”祁守义提婆锦一匹，平银钱50文。由于商胡握□延“作从”，当出臧钱157文而已缴纳，于是“臧尽”。

从张阿苟出臧钱中，我们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张阿苟“藏”物平钱二项计101文，所出臧钱则为“五十半文”，是平钱数的二分之一。我想，这并非偶然的巧合，乃是平钱出臧的必然结果。若此说不误，那么商胡握□延所出臧钱157文，当亦是平钱总数之一半，总数即为314文。而由于祁守义所失提婆锦一匹平钱50文，则第10行开首可补以“平钱二十四”文字。以20号文书4—5行文字言，第5行前半有“（出）臧钱一百一十文半”之文字，则第4行文字“一百廿一文”当为“二百廿一文”之误，而221文恰好是所藏绫“十三匹”之倍数，并且第5行后半“出臧钱一百一十文”后亦可补以“半”字。而从文意看来，出臧钱“一百一十文半”者和出臧钱“一百一十文”者，皆为“作从”无疑。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在。中原赎罪之科，梁、陈、北齐、北周、隋、唐各朝代以金以绢、以钱（铜钱）以铜，然皆无以银钱赎者，^[18]此又为麹氏高昌时期之特殊性所然，读者似可不必疑虑。^[19]

20号文书通读已毕，臧钱含义即已明了，我们再来看看臧钱是否还有诸如商胡之税、麹氏高昌之苛捐杂税、属于财政方面分配管理范畴之含义。

臧钱为商胡之税者，似无可能。诚然，20号文书中有商胡握□延之名，但他出臧钱乃是因为其犯法赎刑而已，并非交纳贸易税。看《高昌安乐等城负臧钱人入钱帐》：^[20]

4　六子入钱七十三文，□□守入钱九十文，

5　严保守入钱八十四文。合入钱二百四十三文。

6　盐城负臧钱人：道人□□□钱七十八文。

7　高宁负臧钱人：作人□□□钱六文，作人秋宣入钱□

8　文，肯买儿作春富入□文，冯相受入钱十文，□

9　□入钱十六文，张□奴入钱十五文，

10　□□□□钱十六文，苏头得入钱廿三文，(www.daowen.com)

11　□□□入钱十四文，苏虫儿入钱廿一文，

12　□□□□□三文，韩相忠入钱四十文，

（后缺）

从此件文书统计，入钱人约略共有21名，其中可知身份者有道人一人、作人三人，其他的大概是百姓；可知为汉人任姓、严姓、冯姓、苏姓、韩姓等；可知其属地者有安乐、盐城、高宁等，而文书竟无一人是标为商胡的。若说汉人参与商胡之贸易活动也得交纳商胡之税，则其地位有如作人者参与其事似无可能^[21]。如此，则臧钱为商胡之税的说法当在排除之列。

并且，从这份文书看，似乎更能增强我们的关于臧钱是赃钱的论点。看文书第13行“祐子入钱一百廿四文”，这个“祐子”我以为就是《偷物平钱帐》中的“张庆祐子”。理由如次：

第一，两人都称为“□□祐子”，似为一人。

第二，两人居住地都为高宁城。本件文书明确标明为“祐子”为“高宁负臧钱人”；而《偷物平钱帐》中，既有张庆祐子，又有张庆祐。张庆祐子或为张庆祐之子，或即一人双名，这都无妨，要之，文书第1行称张庆祐为“□宁”人，这□宁就是高宁。“祐子”与张庆祐子实为一人。

第三，记载两人名的两件文书都出自阿斯塔那151号墓，且都拆自男尸之纸鞋。^[22]两人当是一人。

第四，“祐子”入钱124文，张庆祐子偷物平钱数与之相当，除此之外，他人入钱数无能与之相比者。两人为同一人无疑。（由于张庆祐子是作头，他所入臧钱似应高于作从者，当与平钱数相当。）

这就是说，这两件文书是密切相联的，因而臧钱就是赃钱的结论便无庸置疑。

臧钱为麹氏高昌之一般税收者，似亦无可能。虽则《入臧钱帐》登载了高昌各地的道人、作人、百姓中都有交纳臧钱的，但我们已证明了《入臧钱帐》与《偷物平钱帐》两件文书的密切性，即上件文书并不能作为臧钱是一般税收的证明。

《高昌延和八年（609）七月至延和九年（610）六月钱粮帐》：^[23]

为了搞清臧钱之不为税收，我们先从分析文书内容着手。

本件文书，实可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一年中应得钱粮分类；第二部分为一年应得总额；第三部分为已收、免收、未收钱粮分类。我们从比较完整的第二、三部分开始。

第二部分从第5行起至第6行“次依案”前止。其内容是，根据写帐人对前一部分应得钱粮的统计“并合额”应得臧钱1万余文半，其中还伴有（中半）麦528升，粟290升，苟（当是“麺”之避讳字）若干。第三部分从第6行“次依案”起至文书末。这一部分又可分为三项内容，第一项是已收钱粮，计“□□伍佰肆文半”，麦65升。第二项是“依案”应收而免收的，计“除钱”2095．5文，其中还伴有麦10升，粟25升，再加上伴有免除的政钱25．5文。这些粮钱依案应当是收在内藏的（在藏）。而根据统计，免除之案与额相应无误（案除对额）。第三项是应收而未收的，计“在民逋钱”7676．5文，其中还伴有麦45□升，粟265升，苟10升。

这两部分的数残缺也不少，唯有粟之数字全存而麦之数字仅少一个尾数，虽则如此，这对于我们通读文书却是极其可贵的几个数字，我们据此把二、三部分的各项列成表一：

从表一可见，合额臧钱包含四项内容。我们先把它置于一旁，再来看第一部分内容。根据对二、三部分的分析，我们很容易通读其文，也把数字列成表，并与合额作比较即是表二：

请注意表一之应收而未收的“在民逋钱”数和表二之“前剂逋钱”数虽较相近，但其意义是大不相同的：表二之逋钱是前一年遗留未收之钱；表一之逋钱则是据案除掉已收、已免钱以外，本年将收之钱。这一点很重要，它点明合额之臧钱的名称在此之后将不再存在，留存的只是又一“前剂逋钱”。而表二中，臧钱与前剂逋钱并列。也就是说，这臧钱并非上期留存，而为本期所产生。

还请注意表二中的矛盾现象：合额“臧钱”竟然包含了应得的“臧钱”。这矛盾的现象与其说是概念的混乱，不如说是概念的不同。很容易看出，第三部分“在藏”之藏即是合额“臧钱”之臧的正字。只有作如是观，我们才能解释合额臧钱既包含表二之内容又包含表一之内容的现象。而第一部分所称“得臧□□□陆拾捌文□”才是我们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臧钱。

那么，这真正意义上的臧钱是否会是一般税收呢？从其数量看，当无此种可能。

从最小的可能性推算，合额藏钱数不大于2万文，则臧钱数肯定小于11068．5文（计算推理过程从略）。

若以一整年的臧钱仅有一万余文而相对于“三郡、五县、二十二城、户八千、品三万七千七百、马四千三百匹”的高昌来说，^[24]未免“苛捐杂税”太少了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出臧钱的有多达157文的（商胡握□延），而一般的也有二三十文之多（入负臧钱帐）。况且，这一万余文还是我们以最小的可能性来推算的，实际上最大的可能性是不会超过一千文的。

论证至此，臧钱为一般税收之说法亦当在排除之列。

那么，臧钱是否是属于财政管理系统的一种钱财呢？从广义上说，这种说法未尝不可，因为臧钱虽则是罚金，但它还是属于财政管理的范畴的，不过，这样的说法总让人觉得意犹未尽，因为它没有标出臧钱之特殊性。而臧钱和藏钱的混淆，却有辨清的必要。

诚然，从训诂学的角度讲，臧通藏，上件钱粮总额臧钱即是一例。然藏亦通臧，出土文书中亦有数例把臧钱写作藏钱的。

《高昌康鸡□等入银钱帐》称：^[25]

（后缺）

通观整件文书，第4行之“官藏银钱”当同《残奏文书》之入“官臧钱”；文书第3行有“匹，平银钱贰文”字样，第5行又有“周阿揽”字样，则此件文书性质当同于20号文书，也就是说这里的藏钱即臧钱。而《高昌某年高厕等斛斗帐》：^[26]

4　张资弥胡七斗，取藏钱四十文。八月十七日，安乐王元相八

5　斗七升半，伽子下樊文□二斛六斗，德勇下高元礼一斛九斗二升半

6　永安杜延相一斛八斗七升，田地索举儿一斛五升，洿林康仁贤一

（后缺）

根据同墓出土文书，这里的斛斗或为酢酒。但无论“斛斗”为粮食或为酢酒，张资弥胡交纳七斗后又“取藏钱四十文”“了”，杂夹其中，无论如何也不会属于分配管理的范畴。“七斗”是一交纳项目，而“藏钱四十文”则是张资弥胡科罪征臧所入的又一项目。这里的藏钱也应是臧钱。

如此，麹氏高昌虽有藏钱一词，具有财政分配管理上的意义，但臧钱不等同于藏钱却是可以明了的，而对于臧钱和藏钱的区别，我们只能具体地对待，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综上所说，我们作一个简短的结论即是：臧钱既不是商胡之税，也不是一种税目，它虽属于财政管理的范畴，但又不等同于藏钱，它是麹氏高昌中后期科罪征赃的罚金，属于法律范畴的一种用语。

【注释】

[1]朱雷：《论麹氏高昌时期的“作人”》，载《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第54页。

[2]杨际平：《麹氏高昌赋役制度管见》，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

[3]姜伯勤：《敦煌吐鲁番和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载《季刊东西交涉》1986年，池田温译成日文。本人未见到姜先生汉文文本。

[4]《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第209页。67TAM84：21（a）。

[5]《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二册，第210页。67TAM84：23。

[6]参阅：陈仲安《麹氏高昌时期门下诸部考源》，载《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祝总斌《高昌官府文书杂考》，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2辑。

[7]《通典》卷二三刑部尚书条。

[8]《隋书》卷二七《百官中》。北周因效法周礼六官，则无此名目不足为怪。

[9]《通典》卷二三刑部尚书条。

[10]参阅拙作《牒式及其处理程式的探讨》，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

[11]麹暄又见于《宁朔将军麹斌造寺碑》，碑中官名也是“□□令都官事”，碑文有言“□□□己之心，哀矜折狱之志，榜笞不忘其恩，刖足犹感其惠”，称颂其功德，适可见都官事之职掌。碑之录文见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第54页后。

[12]《通典》卷二三都官郎中条。

[13]《通典》卷二三都官郎中条。

[14]《唐六典》比部郎中员外郎条。

[15]“评估”仅为一道手续，“平估”则为两道手续，即评定物价、评定绢价。“平”又有公平的意思。此涉及唐代估法，参阅拙作《唐代前期估法研究》。

[16]《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第193页。72TAM151：102，103。

[17]《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第153页。72TAM151：96（a）。

[18]银钱一说，参阅拙作《高昌西州400年货币关系演变述略》。

[19]《隋书》卷二五《刑法志》；《唐律疏议》卷一《名例律》。

[20]《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第153页。72TAM151：96（a）。

[21]作人地位低下。参阅朱雷《麹氏高昌时期的“作人”》，载《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

[22]两件文书分别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第193、153页。文书编者称，“从其纸鞋拆出94号至107号文书”。

[23]《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第151页。TAM151：95。

[24]《旧唐书》卷一九八《高昌传》。此虽为贞观十三年（639）的户口数，但在609年当不会相去甚远。

[25]《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册，第102页。60TAM337：11／37。

[26]《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补22页。73TAM517；06／2（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