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书的定名关系到文书的性质，必须认真对待。对于这件文书，王重民先生定为“归义军破历”，这未尝不可，然而略嫌简单；池田温先生定为“唐己未—辛酉年（899—901年）归义军衙内破用布纸历”，这固然不错，然而仍有疵可求。

这件文书的纪年有三处，即53行的己未年，132行的庚申年和224—225行的辛酉年。这三处纪年都在纸破历上。由于纸破历的起首便是己未年四月三日，因此上限定己未年是正确的。但是下限呢？纸破历记载到辛酉年的五月九日，以下便残缺了，再来看布破历，它的起止日期是（三月）十四日到九月廿九日，不见年份。由于48—52行是对布破历的总结，因此可知布破历的残存是最末部分。但是，我们定不了这布破历就是辛酉年的记载。即便从记载的内容看，以纸破历辛酉年三月—五月和布破历的内容做比较，两者毫不相干，倒是284行纸破历辛酉年五月九日有“兵马使刘英集传处分”的记载，而布破历八月十六日有“兵马使刘英集助葬”的记载，但这还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所以下限定在辛酉年嫌少斟酌。不过，虽然布破历纪年不清楚，但即使不是辛酉，也不会离辛酉太远的。

再说文书发生的单位，池田先生把它定为“归义军衙内”。其实，要说确切一点，这件文书当发生在军资库。文书46—52行称：“已前诸处用得粗布柒佰肆匹壹尺，细布壹佰柒拾玖匹叁尺，都计用得捌佰捌拾叁匹肆尺。又诸处杂破免文状，计布壹拾伍匹贰尺，余残合见管库内数目具在别状。”显然，这是某库的破用账目。而文书的95行“当司通文字”、245—246行“当司通过文字”，280行“当司收纳一十一乡官布打帐”的“当司”就是管理此库的部门。由于归义军衙门管理布、纸的机构是军资库司，因此这库也就是“军资库”了。280行“当司收纳一十一乡官布打帐”已可说明布匹的管理，而S．6249军资库司一残判凭便是纸张管理的明证：

1　军资库司

2　伏以今月三日准旧佛现忌日斋打钱纸壹帖，法

3　事纸壹帖；五日准旧北宅小娘子忌日斋打钱纸壹

4　帖；同日准旧南院赛神纸拾张，大院楼子赛神纸(www.daowen.com)

5　柒张，尚书院赛神纸柒张，准旧（下残）

可见，纸张破用的管理权在军资库司。那么，本件文书所称之库，也就是军资库无疑。

至于本件文书称为“历”，那是不错的。新疆博物馆TAM506《唐天宝十四载轮台县牒》有“合当坊从正月一日已后至九月三十日以前都支□□□□□斗捌升”，形式和本文书46—52行相似，而其判道：“会在槽实食历，都收斛斗数同。”以此类推，可见本文书也是一份历。

要指出的是，此历有日期颠倒现象，如180行“六日”在后，179行“七日”在前；186—187行“十三日”“十四日”在前，188行“十二日”在后。又有文字写在纸缝上的现象，如127行、176行。这样的现象恐怕可以说明破用历并非逐日记载，而是一时汇总而成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把P．4640背文书定名为“归义军军资库己未、庚申、辛酉（899、900、901）等年布纸破用历”。

然而，归义军时期干支为己未、庚申、辛酉的年代有三，何以把它定在公元900年左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