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崎正次（《史潮》1943年第12卷第3、4期）曾有关于唐代职田废置时间问题的考察。谷川道雄《唐代的职田及其克服》（《东洋史研究》1952年第12卷第5期）从不断动摇的职田制及与官制矛盾关系的角度探索职田，同时也论及职田租佃问题，认为均田农民耕种职田，采取交纳一定收成形式来进行，具有一般徭役劳动的性质，而佃耕职田现象则在宋代以后。

李文澜《唐代职田的渊源及其演变》（《中国古代史论丛》第3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认为唐代的职田渊源于两晋南朝的禄田、北魏的公田、隋的职分田。唐代职田，以土地为俸禄，表明了它的自然经济的性质，但它又是封建土地制度的形式。他认为，唐代职田制度早于均田令的颁布，它虽不是均田制的组成部分而又与均田制相适应。职田屡有兴废而终不能废，目的在于维护官员利益。他认为，安史乱后，职田仍存，但中央对职田的管理，控制逐渐削弱，走向衰落，职田逐渐被兼并成为“形势庄园”。他在《论唐代职田的经营及官吏对自耕农的地租剥削》（《江汉论坛》1988年第7期）中还论述了职田的经营，以为职田与劳动者结合的形式是租佃制。一般地，有政府的“借民佃植”和官吏自佃两种方式，租佃“并取情愿，不得抑配”并非一纸空文，佃耕职田者与受职田官员之间不存在依附关系。唐代职田采取租佃制与封建大土地制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

翁俊雄《唐代职分田制度研究》（《北京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唐代职分田制度始于武德而瓦解于唐末，比均田制的实行首尾要长100多年。职分田并不是均田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或许是从均田制脱胎而来。他认为，在唐代官员的收入中，职分田地租占有重要地位。职田若与官员永业田相比，则较为落实，其地位亦重要得多。在均田制实行期间，同时存在着租佃职分田的佃农，他们是封建国家的佃农。有时，一个农民同时具有均田农民和国家佃农这两种身份。

李锦绣上揭书认为，职田制始于唐初，史籍关于贞观十年至十八年废置职田的记载有误，贞观当为开元，唐前期官收职田只有开元十八年一次，这一论断纠正了以前的错误。她认为，唐代职田有不同于前代禄田的特色，“以职事品给，以官吏职位的高低而给，它是按本品给禄的形势下，职事官给禄制的补充”，此一定义简捷准确。她认为，职田的收入主要为粟、草两类，超过政府规定之租佃额收租的现象极为普遍，职田还一度征收脚钱。若是职官阙员，阙官之职田依然存在。(www.daowen.com)

陈国灿《对唐西州都督府勘检天山县主簿高元祯职田案卷的考察》（《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认为高元祯是居官挟势，以职田名义侵夺还公田、逃户田、死绝田而兼并土地的典型事例。

齐陈骏《简述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职田的资料》（《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将有关资料进行分类，指出敦煌、吐鲁番地区在高宗即位前后就已实行官吏给职田制度，但并没有按规定授足，其分布亦十分零碎。不过，官吏给职田的比例则高于百姓的受田。他认为，职田大多数由民户佃种，只有一小部分自佃，其税额与私田基本相当，而所谓职田租佃的抑配在于其附加税收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