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庄园仅仅是个名称还是形成一种制度，庄园制下的土地关系如何，庄园的经营状况如何，庄园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等等问题，亦为史学界注目。关于庄园的讨论多集中在第二阶段，此前此后则成果稍少。这种现象恰与均田制讨论的集中相映成趣。

加藤繁《关于唐的庄园的性质及其由来》（《东洋学报》1917年第7卷第3期）、《内庄宅使考》（《东洋学报》1920年第10卷第2期）、《关于唐宋时代的庄园组织及其聚落的发达》（《狩野教授还历纪念——“支那”学论丛》，弘文堂，1928年），玉井是博《唐时代的土地问题管见》（《史学杂志》1922年第33编第10期）等对于唐代庄园的研究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使人们得以了解庄园的起源和发展、庄园的性质、官私及寺观庄园的分类等等。陶希圣、鞠清远前揭书认为，唐代“贵族大地主手中的大量土地，多数未能集中在一起，所以在经营上，便不得不分成若干单位，这些单位，在当时便称之为庄墅”。他们还说，“多数的小庄，地有不过一顷者……这样的庄田，就是地一‘处’一‘份’的‘处’或‘份’的意思”。第一阶段的研究为下一阶段工作的展开作了铺垫。

周藤吉之《唐宋五代的庄园制》（《东洋文化》1953年第12期）认为唐宋庄园除了那些以山水为界的一元化大耕地外，也有由几块分散地段所构成的，庄园往往组成聚落或村落。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1954年）说到中唐以后的庄园，认为庄园里的庄客“与农奴几无区别，他们是庄园主的‘私属’，被束缚在土地上，对庄园主构成人格上的依附关系”，而“庄园主不仅占有大批土地直接榨取农民，而且他也是庄园的直接统治者”。这种意见引来了众多学者的批评，导致此后关于庄园性质的大讨论。

岑仲勉在他的《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中指出，唐初皇室已置庄园，则天时有庄宅使，其土地或为州府所没入，有时亦以卖给人民。官吏、富豪往往在别处购买土地，名为寄庄户，将士亦常置庄田。各地僧寺拥有田庄不少，唐政府曾加以限制。庄田土地或雇佃或奴佃。乌廷玉《关于唐代的“庄”》（《光明日报》1957年12月19日）认为“中唐以后，均田制崩溃，私有土地变成当时的主要的土地制度，而私有土地的基本的形态就是‘庄’”，但是“唐朝根本不存在庄园制”，当时的“庄”不过是一定数量田地之名称，它并不是包括多种产业完整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因此，庄不能叫做庄园，只能称为田庄或庄田。他认为，庄的生产关系中，“庄园主”就是地主，庄客基本上是佃农，多数庄客决不是庄主的“私属”。

郭士浩《唐代的庄园》（《中国封建经济关系的若干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认为，“唐代的庄园是在均田制破坏的过程中普遍发展起来的”。唐代的庄园有官僚和一般地主的，有寺院的，亦有官庄与皇庄三类。庄园的名称极不一致，有庄、别墅、别业、别第、山庄、山居等等。庄园本来的意义是城外的别墅，具有林泉台榭等专供王公贵人游憩的地方。唐代的庄常包括田产，后泛指一切田产，但有些不能当大地产看待。在唐代的庄中，应该除去“私人花园”这一类。他认为唐代的庄，田产是分散的，因此，无法构成完整的封建庄园组织，并且，庄园也并无全套装备的庄园组织的内容。庄园主除将土地出租之外，没有其他的生产经营方式。唐代的庄园和欧洲的庄园是截然不同的东西。他认为，寺院庄园的土地来自皇帝的赏赐，信徒的施舍及典买侵夺而得，其数量虽然巨大，但内容颇为贫乏，规模则大小不一，而土地分布分散，不形成生产单位。他认为，官庄与皇庄，是在官田基础上组织而成，主要的经营方式是出租。

胡节《唐代的田庄》（《历史教学》1958年第12期）认为，唐初的田庄比较稀少。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及土地兼并发展而日益形成。开元、天宝以后，大田庄遂在各地纷纷出现。唐代的田庄有属于地主政权及皇室者，前者为封建国有性质，后者为皇室私有；又有不少寺院，普通地主田庄。田庄规模大小不一，其生产以谷物为主，亦有手工业，但不能认为每个田庄都包括了很多种类的生产。田庄虽然土地集中在一起，但并非经济上的生产单位，其最主要的劳动力是庄客，庄客大多数是佃农，亦有雇工。他认为，田庄日益增加是地主土地所有制高度发展的集中表现，但不能肯定就是“庄园制”，它与西欧庄园是大异其趣的。金宝祥《唐代封建经济的发展及其矛盾》（《历史教学》1954年第5、6期）、《论唐代的土地所有制》（《历史教学与研究》1959年第3期）认为，武则天以后均田制逐渐瓦解，庄园制逐渐兴起。庄园原是大土地所有制的一种主要形式，它占有大片土地而自给自足，不但存在于中唐以后，亦存在于中唐以前，只是后者是世族所有制而前者是庶族所有制。

韩国磐《从均田制到庄园经济的变化》（《历史研究》1959年第5期）认为，庄园经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均田制崩坏的过程，同时亦即农民被兼并掠夺失掉其份地的过程。庄园在唐前已有，高宗武后以后就日趋发达，玄宗时期更加发达，在均田制破坏之后，就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了。他把唐代庄园分为两类：一为私人大土地占有制下的庄园，包括官僚豪族等地主庄园和寺院庄园；一为封建土地国有制下的庄园，包括国家和帝王直接掌握的官庄和皇庄。他认为：皇庄、官庄始于武后或玄宗时，其土地或出租或僦募，遍布州县；地主庄园有土地、庄宅、铺、菜园、盐畦、车坊等，而有的地主庄园自给自足，土地亦非为一片一片的地段。他认为在庄园经济下，国有制仍居支配地位，私庄土地通过契约关系出租，而个体小农的数量仍很多。

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论述了包括庄园、田园、客坊三部分的唐宋庄园的完全形式。

张维华《中唐以后的地主田庄经济》（《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第3期）认为，田庄的土地主要由买卖而来，它既有连成一片的，也有零散的，田庄的生产关系一般是租佃，但也有超经济的奴役和剥削，田庄中出现了分散的、各自独立经营的生产部门，所生产的产品，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商品性。关通《唐代庄园制说质疑》（《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反对唐代庄园制说，以为庄宅、店铺、茶菜园、盐畦、车坊等并不包括在庄宅或“庄园”内，即不能构成完整的庄园组织，而所谓的庄园、庄田、别业等名称，其含义并不是一所所的“庄园”。庄园、庄田指园宅、田地，庄或指住宅，别墅或指田地，或指地主经营土地的据点，或指村庄。

邓广铭《唐宋庄园制度质疑》（《历史研究》1963年第6期）以为，唐宋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属于绝对的支配地位的”。他介绍了中古时期欧洲庄园制的特征，认为唐宋时期的“庄”并不存在这样的特征，无论从其征取实物地租、农民对地主的依附性弱，还是从土地分布零散等等来看，唐宋两代的地主庄园不但没有制度化，并且没有表现出有走向制度化的趋势。因而，唐宋时期的“庄”“庄田”“庄户”“庄园”等等，究其实“都不能反映出唐宋两代有什么庄园制或庄田制的存在”。郑昌淦《论唐宋封建庄园的特征》（《历史研究》1964年第2期）与邓广铭进行商榷，提出封建庄园制度最普遍的特点是“地主占有土地以庄园或田庄为单位，即一个农庄，包括它周围的田地，有时也有菜园或树园，归一家地主所独占”。他认为，唐宋封建庄园有大有小，但只要具备“一家地主独占一庄及其周围大体联成一片的田地，以剥削和奴役农民”的特征和条件，就是庄园。

第三阶段的研究更向纵深发展。张泽咸《唐代的寄庄户》（《文史》1978年第5期）考察了唐代的寄庄与寄庄户，认为隋唐以后的田庄通常以封建租佃契约形式来进行经营，凡是在本籍以外别的地区买置的田产就称为寄庄，拥有寄庄的外乡人户便称为寄庄户。寄庄户不是农民而是地主。(www.daowen.com)

吴泰《论唐宋文献中的“庄园”》（《历史学》1979年第4期）认为，唐宋文献中的“庄园”，庄与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园指“玩赏的园地”，庄为“官僚地主的别墅或带有园林的山居”，地主的园庄，“泛指一般的农田”，因此不能把庄园视为一种土地所有制形式或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他认为，唐代地主田庄的发展，是普通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产物，其设置通常通过买卖，召人垦荒广占民田、购置别业等途径获得，官府也有许多庄田，但结构都非常简单。他认为，唐宋的地主田庄并不具备封建庄园的基本特性，也没有形成什么制度。

田泽滨《唐代中叶前后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化》（《吉林师大学报》1980年第1期）认为，均田制崩溃后，土地私有制主要以“庄田”形式发展着，政治干预减少，私有性质增加，等级土地所有制逐渐发展为经济强制。陈良文《唐代地主庄园中雇佣劳动者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认为庄园的剥削关系可分作从事农业、从事放牧、从事手工业及从事家庭佣作等类型。雇佣者“始终有籍”，脱离国家控制是暂时的，其经济、社会地位低下。

日野开三郎从1981—1984年连续发表了《唐代先进地区的庄园》共13篇论文（《产业经济研究》，久留米大学），嗣后集结成专著（汲古书院，1986年）。该书评论了庄园的设置地区、资产、人员构成、税役负担、收支经营、劳务关系、土著庄主和非土著庄主之不同及其历史意义等问题。池田温《东亚中古庄园之一考察》（《东亚史中的国家和地域》唐代史研究会报告Ⅷ，刀水书房，1999年）从初唐的用例，日本及高句丽、新罗、高丽初的用例，隋以前的用例，庄字的含义上考察了庄园。

在论述庄园问题时，也有一些论述寺院道观庄园的文章。金毓黻《从榆林窟壁画耕作图谈到唐代寺院经济》（《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认为，唐后期，寺院已形成庄园形式，劳作者为一部分僧道、雇农、佃农，亦有庄客（依附者）。

荆三林《〈唐昭成寺僧朗谷果园庄地亩幢〉所表现的晚唐寺院经济情况》（《学术研究》1980年第3期）根据地亩幢，揭出在广德二年（764）至贞元二十一年（805）41年间，昭成寺兼并土地1791亩，成为一大寺院庄园之事实。这是一篇很有说服力的文章。

白文固《唐代僧尼道士受田问题的辩析》（《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甘肃）认为至迟在武德九年，就有僧尼、道士受田制度，其用意在于限制僧侣、地主的兼并土地，“试图把寺观占田纳入均田制度而加以控制”，达到抑制寺院经济无节制膨胀的目的。他在《试论唐前期的寺院经济》（《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还认为，南北朝寺院经济的发展构成了隋唐寺院经济发展的基础，他们主要通过赏赐、捐献、施舍及均田制下的受田这些途径获得土地。

张弓《唐代的寺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认为，唐代寺院庄园的发展，以开元、天宝时期为界。唐前期，是旧型寺庄的复苏，其土地“往往派生于皇室贵族的施予，具有强烈依存于政权护持的资质，恪守农奴式庄客耕作制”，庄园经营具有自然经济特点，以庄客耕作为生产关系的主体。唐后期，由于均田制废弛，土地兼并合法化，新型寺庄普遍兴起，呈现出多途径广泛设置的情景，而普遍实行租佃制，则是新型寺庄的基本特征。

谢重光《东晋—唐时期的佛教寺院庄园》（《文史知识》1990年第7期）认为东晋至唐朝时期寺院庄园的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也有一定的手工业、商业乃至高利贷业的成分，寺院庄园是一种分工分业、多种经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他在《关于唐后期至五代间沙州寺院经济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论述道，此一时期的沙州寺院依附人口众多，在吐鲁番时期，为领主制经济或农奴奴役制经济，在归义军时期，主要是租佃制，但实际上，常住百姓还是寺院的农奴。张泽洪《唐代道观经济》（《四川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认为道观土地的来源有道士受田、赐田、施舍等。依附于道观者有观户、奴婢、部曲等，道观的经济活动同世俗社会并无二致，庄田经营亦有出租的。

根据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唐代庄园的探讨，主要围绕着它是否与西欧的封建领主庄园相似这一论题展开。其中的议题有庄园土地是集中还是分散、庄园封建关系的依附性如何、地租形态如何、庄园的概念如何、庄园怎样形成、庄园的分类等等。可以认为，经过讨论，学界的意见基本趋向于一致，即唐代的庄园与西欧的封建领主庄园是大异其趣的。而如何在现在基础上，将此一课题进行量化的考察则有待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