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土地关系的研究，大体而言，主要围绕着前期的均田制和后期的庄园制展开，其间也涉及唐代的田令及政策、公田关系、租佃关系、吐蕃归义军时期土地关系诸问题。这样的状况，与唐代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前后期的转折密不可分。当然，由于参与讨论的学者众多，意见便也很不一致。比如均田制，就存在着是否实行过的论争；比如庄园制，是否成其为制度，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其中对于各种大大小小问题的不同看法、观点，更是层出不穷，不一而足。本篇的评述，力图抓住主要矛盾，反映出各家的主要观点，以揭示出研究的轨迹。

纵观20世纪唐代土地关系研究的特点，大致有以下这些。

其一，详于前期而略于后期。这固然与文献材料的多寡有关，更重要的是与20世纪以来出土的敦煌、吐鲁番文书更多地反映唐前期的土地关系有关。可以这么说，唐前期的土地关系研究，与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刊布的阶段性是一致的。而众多的学者在对文献材料作出分析的同时，也大多利用了文书材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或印证文献材料，或有新的发明。

其二，在唐代土地关系的研究中，分量最大、着墨最多的是均田制。不说论文的数量，单看论著及论文选集，关于均田制研究的就有韩国磐的《隋唐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其后，作者又修订扩充为《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又有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以及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杨际平的《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武建国的《均田制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而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的《中国历代土地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上）、（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也都反映了当时中国学界对均田制讨论的代表性成果。而其他方面的，则可说很少有专著面世。

如果看一看日本学者的研究，则有曾我部静雄的《均田法及其税役制度》（讲谈社，1953年）、西村元佑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均田制度篇》（东洋史研究会，1968年）、堀敏一的《均田制的研究》（岩波书店，1975年）、铃木俊的《均田租庸调制度的研究》（刀水书房，1980年）等等。

并且由于均田制研究成果众多，于是就有武建国《建国以来均田制研究综述》（《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乌廷玉、张占斌《六十年来日本学者均田制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6期），以及收集了日本学者铃木俊、山本达郎、池田温、西川正夫、佐竹清彦、土肥义和、杉山佳男有代表性的论著的译文集《唐代均田制研究选译》（姜镇庆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当然，《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要》“土地”节（张国刚主编，李锦绣、陈衍德撰写，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主要评述的也是均田制研究的成果。(www.daowen.com)

另外，韩国的均田制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在90年代，亦有金圣翰《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中世均田制》（新书苑，1998年）、金铎敏《中国土地经济史研究——联系北朝·隋·唐的均田制》（高丽大学出版部，1998年）诸专著。

其三，在唐代土地关系研究史上，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一、1949年前；二、1950年到1976年前；三、1976年至20世纪末。其间，由于历史社会原因，也有空白时期，即30年代以前，抗战时期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当然，这样说也不是绝对的）。三个阶段各显现出其一定的特色。大致说来，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较少而论述也较为简略，但在第二阶段所展开讨论的重大问题，都已在此一阶段提及，或者说有了雏形。第二阶段研究成果众多，论述也较为详细，但侧重于性质的讨论，在这样的过程中，有些学者亦进行定量分析，利用出土文书进行研究的比重大大增强，为以后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阶段的前期又形成土地关系研究的一个高潮，并且向纵深开拓发展，利用出土文书进行研究已成为当时此一领域的热点，但自进入90年代以后，虽有研究总结的著作问世，亦有学者仍在进行执着的探讨，但总的趋向则是成果减少。如何在前三阶段研究的基础上，汇成新的更高层次的综合性研究的任务便摆在了学者的面前。

其四，毋庸讳言，在唐代土地关系特别是均田制的研究方面，日本学者着了先鞭，这当然是历史原因所造成的。但纵观整个研究史，我们就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学者奋起直追，迎头赶上，到80年代以后，已形成两国学者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互相批判这样的局面。

总而言之，20世纪唐代土地关系研究的状况是成果辉煌，新见迭出，而如何综合提高，特别是将敦煌吐鲁番文书结合起来研究则有待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