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上面已论证了“合附籍田”之含义，即它是应受田与赐田之和，那么，它的性质如何呢？笔者以为，“合附籍田”固然有它的特异性在，但依然在均田制范围之内。

我们先以敦煌出土文书作比较。

在敦煌出土之户籍手实中，由于身份有勋官与非勋官（白丁）之别，因而其“应受田”的数量也是不同的。比如《唐天宝六载（747）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C件载：^[15]

（前略）

248　户主卑二郎　载贰拾玖岁　白丁代父承户下下户空　课户见输

249　　父　思亮　载伍拾捌岁　卫士天宝三载籍后死空

250　　母　程　　载伍拾贰岁　寡空

251　　弟　仙昭　载壹拾玖岁　中男转前籍载十六，天宝四载帐后貌加就实空

（中略中女、小女八口记载）

260　合应受田贰顷叁拾肆亩　　伍拾柒亩已受，四十亩永业，七亩口分，一十亩勋田，一顷七十七亩未受。

（下略）

卑二郎户之“合应受田”显然符合于开元二十五年令宽乡给田之规定。《通典》卷二《田制下》载其令略曰：

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给。

寡妻妾各给口分田三十亩。

应给园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给一亩，每三口加一亩。

依此，卑二郎户之合应受田为：

234亩＝200亩　+30亩+4亩

　　（一丁一中）　（寡）　（居住园宅）

虽然，其户勋田10亩，但并不计入“合应受田数”中。^[16]

而同籍同件：^[17]

（前略）

131　户主程大忠　载伍拾壹岁　上柱国开元十七载十月二日授　甲头卢思元　曾通　祖子　父义　下中户空　不课户

（中略妻、小男、黄男等十二口记载）

144　合应受田叁拾壹顷肆亩　　捌拾贰亩已受　廿亩永业　六十一亩口分　一亩居住园宅　卅顷廿二亩未受

（下略）

程大忠户“合应受田”亦与田令相符，《通典》同卷同条又有：

其永业田，上柱国三十顷。

程大忠户“合应受田”即为：

3104亩＝100亩+4亩　　+3000亩

（一丁）　（居住园宅）（勋田）

虽然其户实际上并无勋田，但勋田数仍计入“合应受田”数中。(www.daowen.com)

假若我们把唐代西州、敦煌籍帐两相比较，除了宽狭乡之差异外，则西州丙件文书可与敦煌卑二郎户对应，而西州甲、乙件文书则与敦煌程大忠户相类。既然程大忠户符合田令之规定，那么甲、乙亦应符合田令，即是说，甲、乙件之籍帐、其受田均不离均田制之范围。

当然，若从格式上看，甲、乙件与程大忠户之记载还是有一些差异，但那可能是年代不一样的缘故。假若我们再引敦煌之年代早一些的户籍，则情况就会看得更明白。《唐开元十年（722）沙州敦煌县悬泉乡籍（草案）》D件略载：^[18]

（前略）

45　户主曹仁备　年肆拾捌岁　卫士上柱国开元八年九月十日授甲头康大昭　下中户　课户见不输

46　　男　崇　　年贰拾肆岁　上柱国子

51　　　　　　　　　　　　　　四十亩永业　“兑了”

52　　　　　　　　　　　　　　陆拾亩已受　廿二亩口分

53　合应受田及勋田叁拾壹顷捌拾贰亩　一亩居住园宅

54　　　　　　　　　　　　　　卅一顷一十九亩未受

（后略）

曹仁备户之“合应受田及勋田”，若依上引《通典》开元二十五年令则当为32顷2亩。但其户籍为开元十年物，依据的当是开元七年令，曹仁备之丁男20亩永业田似已含于“官人受永业田”三十顷中，^[19]故其数仅为“叁拾壹顷捌拾贰亩”。于此可见，开元七年令与开元二十五年令有所不同。若将其分析一下，则为：

3182亩（合应受田及勋田）＝100亩（一丁应受田）+80亩（一丁应受口分）+2亩（居住园宅）+3000亩（勋田，含一丁永业）

请注意其用语为“合应受田及勋田”。“合应受田”与“勋田”显然有别。若与程大忠户之用语比较，则显见开元十年之“勋田”不属于“合应受田”之范围。

曹仁备户“合应受田及勋田”的记载显然与西州甲乙件“合附籍田”为应受田与赐田之和的记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虽不敢贸然地就说“合应受田及勋田”亦可记为“合附籍田”，但西州“合附籍田”与曹仁备户一样都属均田制范围的性质似可更加明了。

当然，敦煌勋田记载并无如同西州赐田单独立项。其原因，恐怕：一在勋田因勋官身份而得，有一定之规，赐田则有较大之随意性；二在敦煌程大忠、曹仁备等实际上并未有勋田，^[20]而西州赐田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要是程大忠等实际得到勋田，恐怕也得单独立项的吧？

尽管笔者将敦煌勋田与西州赐田作了比较，但勋田性质毕竟与赐田有所区别，我们还得找出根据来说明“合附籍田”不离均田制范围的性质，而《金石萃编》卷七四所载《少林寺赐田敕》就是这样的好材料。

《少林寺赐田敕》实际上由两件文书组成，一件是开元十一年（723）十二月二十一日，以中书令都知丽正修书（丽正殿修书使）张说的名义颁给少林寺主慧觉的牒（敕牒？）件，另一件是贞观六年（632）六月二十九日以丞万寿、佐董师、史吉海署名的阳城县官府颁给少林寺的符牒。^[21]前件与我们的论证无涉，笔者所要利用的是后一件文书。^[22]

阳城县符牒是对少林寺牒件的判案批复。少林寺牒称：

上件地，往因寺庄翻城归国，有大殊勋，据格合得良田一百顷。去武德八年二月蒙敕赐寺前件地为常住僧田，供养僧众，计勋仍少六十顷。至九年，为都维那故惠义不闲敕意，妄注赐地为口分田。僧等比来知此非理，每欲咨改。今既有敕，普令改正，请依籍次附为赐田者。

牒中所云“上件地”“前件地”，所指为《金石萃编》卷七四《少林寺柏谷坞庄碑》记载的李世民在武德八年二月十五日所下教令中的“赐地肆拾顷”。这些赐田当然得登录在籍（僧众之户籍？）上，但由于“都维那故惠义不闲敕意”，（其实是李世民武德八年二月之教，下同。）在武德九年，^[23]将这赐地“妄注”为口分田，如此，田土的性质就有所不同。于是，少林寺众“每欲咨改”，至贞观六年，就向阳城县司递交了这份牒件。

可注意者，为少林寺牒末“今既有敕，普令改正，请依籍次，附为赐田”句。十分明显，赐田在户籍手实上的记载，很可能就有“合附籍田”之字样，恐怕就和甲、乙件之记载相类似。而此种将口分田“改正”为赐田的做法，是当时之敕所规定的。

少林寺牒之后，是阳城县司的一系列判案工作，其中包括勘问少林寺僧、追问有关人员等。尽管少林寺僧之款答依笔者看来有不实之处，但下列寺僧款答之词又与我们的论证有关：

其地肆拾顷，特敕还寺，既蒙此赉，请为赐田，乞附籍从正云云。

牒中尚称“请依籍次，附为赐田”，这里就直截了当地称为“附籍”，与甲、乙件的书法如出一辙。

或许，以上仅为僧家之言，而阳城县司的判词则是：

少林僧等……功绩可嘉，道俗俱蒙官赏，特敕依旧立寺，寺即蒙立，还地不计俗数，足明赉田非惑。今以状牒，帐次准敕从实改正，不得因兹浪有出没。故牒。贞观六年六月廿九日。丞万寿，佐董师，史吉海。

所谓“帐次”恐怕就是一岁一造之“计帐”，^[24]贞观六年虽为造籍之年，但六月二十九日已过造籍之时，^[25]于是只能“从实改正”，附于“帐次”。但无论如何，少林寺赐田登载于籍帐是田令所规定的，其赐田归属于均田制亦自不待说。

如此看来，甲、乙件文书之所谓“合附籍田”亦非西州一地之规，乃是整个大唐帝国的皇皇巨制。

当然，赐田若与均田农民之永业口分田比较又有其特殊性，但假如我们不否认如同官人永业田（包括勋官之勋田）属于均田范围，则西州“合附籍田”不离均田制度亦可确定无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