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西州户籍中，有两件文书中有“合附籍田”字样。这两件文书刊载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一件是哈拉和卓39号墓出土的《唐贞观年间（640—649）西州高昌县手实一》，^[1]一件是阿斯塔那5号墓出土的《唐残户籍二》之（一），^[2]（为叙述方便，前件称甲文书，后件称乙文书。）这两件文书，若与西州其他户籍手实相比较，有其特异之处。一般户籍手实在记载该户户主、户内成员的后面，记载田土地积、类别、处所、四至的前面，往往记作“应受田若干亩”等等字样，比如《唐开元四年（716）西州高昌县安西乡安乐里籍》：^[3]

（中缺）

25　　　　　　　　　　　　　　　　　计□□

26　　　　　　　　　　　　　　　　　计租陆斗

27　　　　　　　　　　　　　　　　　壹拾亩永业

28　　　　　　　　　　　　　　　壹拾亩肆拾步已受

29　应受田柒拾陆亩　　　　　　　　　肆拾步居住园宅

30　　　　　　　　　　　　　　　陆拾伍亩贰佰步未受(www.daowen.com)

31　壹段贰亩永业□□　城西贰里孔进渠　东至渠　西张住海　南安苟仁　北傅阿洛子

（下略）

（我们将此件称为丙文书。）这样的记载，当然是“严格按照全国统一规定的狭乡标准计算‘应受田’的”。^[4]但甲、乙两件文书就不一样了：乙件记作“合附籍田柒拾玖亩半四十步”，甲件记作“合附籍田柒拾玖亩一百二十步”。

这种差异自然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并各自作出了判断。比如韩国磐先生说：“这里所载‘合附籍田’不是买田，也不是新授之田，我推测这是按田令此户合该得田若干亩，就写成‘合附籍田’，与一般写为‘应受田’之意相同。”^[5]至于甲、乙件中不规则的田亩数字，韩先生未作出解释。

杨际平先生说：“此种户籍所登录的‘合附籍’田园若干亩不知什么含义”，但可以肯定，“它不是均田制下的‘应受田’标准”，因为，“实际上，均田制下的‘应受田’也并无‘柒拾玖亩半四十步’与‘柒拾玖亩一百二十步’者”，并得出结论说：“自贞观年间起，西州就有两种户籍：一种是均田户的户籍，按唐代均田令规定的统一标准计算应受田、已受田、未受田；另一种户籍则是非均田民户籍，它虽也具载家口丁中情况与田土分配情况，各种格式与前者也无大差别，但‘应受田’标准却完全不同于均田令的规定，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唐代西州确实并存着两种不同的授田制度。”^[6]

池田温先生对甲、乙两件文书的缺字作了一些推补后说：“‘合附籍田’之含意大概为籍帐之应受田，而‘应受田’实际表示西州给田中之已受田”，他分析说：“前者（即甲件）5段受田包含常田、菜、桃（葡萄园）、部田、赐田五种，而其累计面积可能（为）10亩+赐田若干亩”，“后者（即乙件）残存部分登载4段计常田4亩，正是符合一丁之给田基准，后缺部分可能登载部田6亩余等”，“前者（即甲件）第3和后者（即乙件）第5行之亩数可能表示赐田之类，与常部田有别”。至于“合附籍田柒拾玖亩云云之亩数甚费解，眼下无明确解释，但两者（即甲乙件）亩数相近恐不是单纯偶合。贞观十四年安苦知延手实有‘合受田八十亩’亦与此等记载不无关系”。^[7]

由上述几位学者的论述可知，关于“合附籍田”这个概念的讨论的意义非常重大，它甚至关系到了均田制是否在西州实行的关键问题。那么，“合附籍田”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它与均田制又有什么样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在本文中所要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