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令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变化。我们在第二节中曾指出，戴建国先生关于《天圣令》所附《唐令》中“六品、七品各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各二顷”的记载，“反映出《天圣令》所附唐田令的完整性和可靠性”，这样的说法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原因正在于《天圣令》所附《唐令》，就其令文而言，应属建中令，而非开元二十五年令。

在第三节中，我们也提到了，开元二十五年令后，以田令而言，其条文的改动是不多的。但在不多的条文改动中，关于六品以下职散官授予一定数量的永业田，应该说是改动较大的一条。这样的改动，不单是文字方面的，还带有一定的实质性。

笔者尝撰有《唐代六品以下职散官受永业田质疑——敦煌户籍勋职官受田之分析》一文，^[46]从现在看来，其间也有判断失误之处，^[47]但总的结论应该是能站得住脚的。为了说明《天圣令》所附《唐令》为建中令这个问题，笔者还得把拙文有关的结论及证明再说一说。

我们说，勋官各品级受永业田的规定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具体表现。勋官上柱国可受勋田如曹仁备、程大忠已见上述；而六品勋官飞骑尉身份可得勋田80亩，七品勋官武骑尉身份亦可得勋田60亩。以下三例就是这样的情况。《唐天宝六载（747）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C件略载：^[48]

175　户主程智意　载肆拾陆岁　卫士飞骑尉开元十七载五月廿三日授甲头贡子曾延　祖子　父住下中户空　　　不课户

191　合应受田壹顷捌拾陆亩　玖拾贰亩已受　廿亩永业　七十一亩口分　一亩居住园宅　九十四亩未受

同件载：^[49]

158　户主程大庆　载肆拾伍岁　　武骑尉开元十八载闰六月廿日授甲头李郎子曾通　祖子　父义下中户空　　　不课户

167　合应受田壹顷陆拾叁亩　陆拾捌亩已受　廿亩永业　四十七亩口分　一亩居住园宅　九十五亩未受

同件还有：^[50]

56　户主程思楚　载肆拾柒岁　卫士武骑尉开元十七载三月廿九日授甲头吴庆广曾信　祖端　父德下中户空　　不课户

64　弟　思忠　载叁拾玖岁　卫士空

69　弟　思太　载叁拾伍岁　白丁空

74　合应受田叁顷陆拾伍亩　柒拾玖亩已受　六十亩永业　一十八亩口分　一亩居住园宅　二顷八十六亩未受

六品以下勋官受永业田在文献以及敦煌吐鲁番文书中都有记录，然而，在搜检文献当中，笔者注意到，除了《新唐书·食货志》外，其他的各种文献，包括《唐六典》《通典》及《旧唐书》在内，均无六品七品以下职散官受永业田的记载，这就很使人可疑。而尤其令人惊讶的是，根据文书有关唐德宗以前的记载可知，六品以下的职散官并没有受官人永业田的资格。

《唐天宝六载（747）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C件载：^[51]

87　　　户主程什住　载柒拾捌岁　老男翊卫景云二载二月三日授甲头张玄均曾智祖安　父宽下中户空　　　　课户见不输

（中略不受田口9行之记载）

97　　　　弟　大信　载叁拾肆岁　上柱国子取故父行宽上柱国荫　天授元载九月廿三日授甲头宋思敬空

（中略不受田口4行之记载）

102　合应受田壹顷伍拾伍亩　陆拾肆亩已受　四十亩永业　一十五亩口分　九亩勋田　九十一亩未受

（下略）

程什住正八品上卫官翊卫身份，^[52]却并无二顷之职官永业田。同籍之程仁贞亦是如此：

116　户主程仁贞　载柒拾柒岁　老男翊卫景云二载二月三日授甲头张玄均曾智祖安　父宽下下户空　　　　　不课户

（中略不受田口8行之记载）

125　合应受田伍拾叁亩　叁拾壹亩已受　一十七亩永业　一十四亩勋田　廿二亩未受

（下略）

而同籍B件曹思礼户则略载：^[53]

5　户主曹思礼　载伍拾陆岁　队副开元十一载九月十六日授甲头和智恭曾高　祖廓　父珍下中户空　　　　课户见不输

6　　母　孙　　载陆拾　岁　寡　天宝五载帐后死空

8　　弟　令　休　　载贰拾捌岁　白丁天宝五载帐后死空

9　　亡弟　妻王　载贰拾伍岁　寡　天宝四载帐后漏附空

17　　亡兄男琼璋载贰拾叁岁　上柱国子取故父建德上柱国荫，景云元载十月廿二日授甲头张元爽天宝四载帐后漏附　曾高　祖廓　父建空

20　合应受田叁顷陆拾肆亩　陆拾贰亩已受　六十四亩永业　六十亩永业　一亩口分　一亩居住园宅　三顷二亩未受

细析此户应受田，曹思礼从九品下武官队副身份，^[54]并未有受永业田二顷之资格。

又有《唐大历四年（769）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略载：^[55]

1　　户主赵大本　年柒拾壹岁　老男　下下户　课户见输

4　　　男　明鹤　年叁拾陆岁　会州黄石府别将乾元二年十月　日授甲头张为言曾德　祖多　父本

5　　　男　思祚　年贰拾柒岁　白丁

6　　　男　明奉　年贰拾陆岁　白丁转前籍年廿大历二年帐后貌加就实

7　　　男　如玉　年贰拾肆岁　中男宝应元年帐后漏附

8　　合应受田叁顷陆拾肆亩　玖拾亩已受　八十九亩永业　　一亩居住园宅　三顷六十三亩未受

别将为折冲府七品职事官，^[56]赵明鹤任此职，却没有受永业田二顷五十亩之资格。此外，尚有同手实索仁亮，带有“守左领军宕州常吉府别将”之头衔，亦无受田之权利。^[57]

天宝六载（747）籍，应执行开元二十五年令或天宝令，而大历四年（769）籍，应执行至德令，上述诸例职散官受永业田情况，应在开元令、天宝令、至德令令文原则下展开，然而，从中我们却未得看到拥有职散官六品以下身份者，有着“六品、七品各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各二顷”的应受官人永业田的资格。如此看来，在大历以前，应无六品以下职散官受永业田之可能。开元二十五令以后三次进行修令活动中，由于六品以下职散官受永业田在至德令中没有相关表现，那么，这一受田资格取得，应反映在唐德宗大历至建中时期的修订唐令的活动，即所谓建中令中。

这里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唐中后期，在均田制渐趋瓦解的时期，仍在建中令添加有关均田制的新内容，会不会存在问题？笔者以为，其中并不矛盾，建中令对田制内容的填补，正反映出这一时期社会变动的趋势。

推行均田制本身即含有政治统治的意味。统治者希望通过实施均田制，建立与一般民众间直接的权力支配关系，民众被视为皇帝统治下的“编户齐民”。然而，这种皇帝与民众之间直接联系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切实满足，唐代均田制更多体现出皇帝与各级官僚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唐前期，官僚等级、官僚身份的区分非常突出。这一时期可以划分出三种主要的官僚级别。一至三品为一类，四五品为一类，六品以下又为一类。有关三品、四品之间，五品、六品之间在官员身份、待遇上的差异，吴丽娱先生在整理研究《天圣令》有关丧葬令部分时，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58]而有关五品与六品之间在身份、待遇上的差异，我们同样可以从职散官是否受永业田的角度窥知一二。

安史之乱结束以后，出现了藩镇割据局面，这一局面在德宗时期更为胶固。藩镇使府掌握各自领域内的各种资源，而皇帝能直接控制的资源则越来越少，皇帝需要更有效率的统治手段来获取资源与巩固统治，建立起皇权与地方之间更为紧密的联系。原由府兵系统发展而来的勋官品级，作为唐前期皇帝笼络地方的手段、评价身份的标准，在勋官不断滥授之下，其价值日趋低落，失去了实际笼络官僚的效能。于是，职事官与散官被皇帝利用来作为代表官僚身份的新的重要标识，通过将统治权益向更宽泛的方向扩展，来换取各级官僚对皇权的忠诚，职散官“六品、七品各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各二顷”永业田受田规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而随着职散官品级普遍授予，职散官进一步与具体职事内容相分离，有力地推动了中晚唐时期使职差遣制度的发展。而建中令的对田令内容的增加，正体现出这一时代变化的特征，适应了当时政治统治的需要。

“唐令是关于国家体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规，因而也是唐代整个法律体系的主干。”^[59]正是因为唐令在唐代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位置，因此，自高祖立唐以来，唐各统治者不断开展对令文的修订与完善工作，令文内容也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德宗时对令文的修订有着切实的需要，而六品以下职散官受永业田的规定正从需要中产生出来。如此看来，《天圣令》所附《唐令》暨《新唐书·食货志》所载之“六品、七品各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各二顷”官人永业田非为开元二十五年田令所规定可明；而从这里，我们更可以知晓，《天圣令》所附《唐令》当为建中令了。

（原载《国学研究》第2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注释】

[1]是文与熊伟合撰。撰写时，熊伟为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2]戴建国：《天一阁藏明抄本〈官品令〉考》，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天一阁藏〈天圣令·赋役令〉初探（上）》，载《文史》2000年第4辑（总第53辑）；《天一阁藏〈天圣令·赋役令〉初探（下）》，载《文史》2001年第1辑（总第54辑）。

[3]天一阁藏明钞本官品令全册共一一二页，约三万五千余字。原足本应为“元亨利贞”四册，现仅存第四册“贞”；前三册的装订形式与封皮书签名亦如第四册，并在书签下端分别题小楷“元”“亨”“利”表示书册号。以“贞”册为依据匡记，全四册约有四百五十页，十四万字。参见袁慧《天一阁藏明钞本官品令及其保护经过》，载《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第1页。

[4]《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

[5]《唐研究》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www.daowen.com)

[6]黄正建：《关于天一阁藏宋天圣令整理的若干问题》，载《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第18页。

[7]仁井田陞《唐令拾遗》（第41页）序说以为当为开元二十五年之误。是。

[8]仁井田陞以为经宋璟等所删定的即是开元七年令式。见《唐令拾遗》，第41页。但《新唐书·艺文志》并未见唐开元七年令式之记载，陈振孙所记或为《旧唐书·经籍志》之误？《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作：“令三十卷式二十卷姚崇等撰”，而《唐会要》卷三九《定格令》载：“至（开元）七年三月十九日修令，格仍旧名曰开元后格。吏部尚书宋璟、中书侍郎苏颋、尚书左丞卢从愿、吏部侍郎裴瓘、慕容珣、户部侍郎杨绦、中书舍人刘令植、大理司直高知静、陕州司功参军侯郢琎等同修。”《册府元龟》卷六一二《定律令四》载：“（开元）六年敕吏部尚书兼侍中宋璟、中书侍郎苏颋、尚书左丞卢从愿、吏部侍郎裴漼、慕容珣、户部侍郎杨滔、中书舍人刘令植、大理司直高智静、幽州司功参军侯郢琎等九人删定律令格式。至七年上之，律令式仍旧名，格曰开元后格。”

[9]戴建国的录文校勘就说明了这一点。参见戴建国《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录文校勘部分，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0]《天一阁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校录本，《赋〔役〕令》卷二二，唐1条同，第269页。

[11]戴建国：《天一阁藏〈天圣令·赋役令〉初探（下）》，载《文史》2001年第1辑，第169页。

[12]唐之前期，凡施行公事都得经尚书都省，再由都省下发各部。而计帐归户部所管辖，具体的操作则由户部曹与度支曹负责。可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一编第一章第一节“支度国用（预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5—56页。黄正建主编《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李锦绣撰第一章第三节第二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56页。

[13]黄正建：《〈天圣令（附唐杂令）〉所涉唐前期诸色人杂考》，载《唐研究》第12卷，第215页。

[14]黄正建：《关于天一阁藏宋天圣令整理的若干问题》，载《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上册，第18页。

[15]《天一阁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校录本，《田令》卷二一，唐3条同，第254页。

[16]《天一阁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校录本，《田令》卷二一，唐5条，第255页。

[17]戴建国：《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8]杨际平：《〈唐令·田令〉的完整复原与今后均田制的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修订版），岳麓书社，2003年。

[19]仁井田陞《唐令拾遗》序说第一，第三节“唐令”，第12页。

[20]《唐大诏令集》卷八二《政事·刑法》。在此敕之前，有天宝四年七月《宽徒刑配诸军效力敕》，孙逖所作；此敕之后，有贞元八年十一月《罪至死者勿决先杖敕》，佚名作。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429—430页。

[21]据《旧唐书》卷一九〇中《孙逖传》，孙逖开元二十四年（735）为中书舍人，天宝三年（744）权判刑部侍郎，五载（746）以风病求散秩，改太子左庶子。其间曾服父丧，故文称：“逖掌诰八年，制敕所出为时流叹服”云云，以此计之，此敕或在天宝四、五年之间。

[22]《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三《政事·平乱上》收复两京大赦条，第606页。

[23]仁井田陞：《唐令拾遗》，第24—25页。

[24]仁井田陞：《唐令拾遗》，第25、118—119页。

[25]注意：戴建国复原的《天圣令》所依据者为明抄本的《官品令》，两者仅为偶然的巧合。

[26]此文书编号为P．2504，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题为《唐天宝年代国忌、诸令式等表》，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587—595页。

[27]把《敦煌发见唐职官表》所载之令视为天宝令，可参见《唐天宝年代国忌、诸令式等表》注二，《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第595页。在证明完成以前把《天圣令》所据、所附唐令称为建中令只是权宜之计。

[28]戴建国：《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29]杨际平：《〈唐令·田令〉的完整复原与今后均田制的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

[30]杨际平：《〈唐令·田令〉的完整复原与今后均田制的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63页脚注6。

[31]杨际平：《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修订版），第84—85页。

[32]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发行，1979年，第183—184页。

[33]《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第74页。一般以为，《唐六典》所载为开元七年令。参见仁井田陞《唐令拾遗》，第610页。

[34]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190页。

[35]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200、210页。

[36]《通典》卷二《食货二·田制下》，第29—32页。参见仁井田陞《唐令拾遗》，第610—611页。

[37]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173—176页。

[38]《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2088页。参见仁井田陞《唐令拾遗》，第609—610页。

[39]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245页。

[40]《文献通考》卷二《历代田赋之制》载武德七年令。并参仁井田陞《唐令拾遗》，第609—610页。

[41]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185—186页。

[42]《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第75页。参见仁井田陞《唐令拾遗》，第617—618页。

[43]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205—207页。

[44]由于天宝令不见记载，我们只能把它看作是开元二十五年之田令之规定。

[45]比如同籍之程思楚、程什住、程智意、程大庆等及《唐天宝六载（747）敦煌郡敦煌县效谷乡□□里籍》□仁明等，凡勋官身份受勋田，其额都与曹仁备不同而与程大忠相似，见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191、192—214页。其有关程思楚、程智意受勋田之引文见下第六节。参见拙著《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43—146页。

[46]卢向前文《唐代六品以下职散官受永业田质疑——敦煌户籍勋职官受田之分析》，载《文史》第34辑，1992年。收入《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47]该文的失误之处就在于，对于《新唐书·食货志》中关于官员永业田“六品七品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二顷”的田令记载，以为是“欧阳修之错简”，这肯定是不对的，欧阳修所依据的正是《天圣令》所附之唐田令；而文中以为“此一法令很可能定于两税法实施以后的德宗贞元之时”，现在看来，恐怕也有再探讨的必要。

[48]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208—209页。

[49]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207页。

[50]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200—202页。

[51]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202—203页。

[52]翊卫为正八品上之卫官，见《通典》卷四〇《职官·秩品五》，第1099页。

[53]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195—196页。

[54]队副为从九品下之武官，《通典》卷四〇《职官·秩品五》，第1102页。

[55]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215页。

[56]上折冲府别将正七品下、中府从七品上、下府从七品下，《通典》卷四〇《职官·秩品五》，第1098—1099页。

[57]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225—226页。

[58]参见吴丽娱《唐丧葬令复原研究》相关内容，载《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上册。

[59]戴建国：《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