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要弄清《天圣令》所附《唐令》是否为开元二十五年令颇为不易，其原因有二：第一，现在较多留存的唐代令文仅有武德七年令、开元七年令以及开元二十五年令，其余的则残剩者甚少，大约也因为这个原因，仁井田陞先生的《唐令拾遗》在复原唐令时，其所列主要为上述三令；第二，在开元二十五年定令以后，唐令渐趋稳定与完备。后世即使对其中令文有所“删定”，也多以开元二十五年令为基础而较少改易，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判别出“删定”以后的令文原文的状况，由于唐令越来越呈现稳定的特征，以至于杨际平先生以为戴建国先生所复原的《唐令·田令》，并非为唐代的某年之令，而是具有普适性的唐代的“一代之令”，即使为“开元二十五年令”，也是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的“有唐一代之令”。^[18]

然而，唐代令文并不因为它渐趋稳定而缺少变化。令在唐代律、令、格、式的法律体系中占据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一直以来，唐代的统治者们都重视对于唐令的修订与完善。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唐代令文的修撰、删定作一总体介绍。对此，仁井田氏有着很好的概括。他说：

唐代之令，在武德、贞观、永徽、麟德、乾封、仪凤、垂拱、神龙、太极、开元三年（或云开元初）、开元七年（或云四年）及开元二十五年等都曾进行修改。^[19]

而根据仁井田氏的考察，在开元二十五年之后，大约又有过三次颁行、删定令文的活动。第一次在天宝四载（745）七月与贞元八年（792）十一月之间，因为在此期间存有一个名为《颁行新定律令格式敕》的文件，^[20]至于具体的时间，仁井田氏未作考察。笔者以为，此敕为孙逖所作，据其在世及活动时段推断，这次的“颁行新定律令格式”大约在天宝四载（745）七月至天宝五载（746）间。^[21]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天宝令”。

第二次在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其时曾诏，“其律令格式未折衷者，委中书门下简择通明识事官三两人并法官两三人删定，近日改百官额及郡名并官名一切依故事”^[22]。但这次的“删定”，依仁井田氏的分析，“就其逸文看来，与旧律令式几无差异”。其修订时间在肃宗至德年间，我们可以把它称作“至德令”。

第三次则从唐德宗大历十四年（779）开始，一直延续到建中以后。《旧唐书》卷五〇《刑法志》称：

大历十四年六月一日，德宗御丹凤楼大赦，赦书节文：律令格式条目有未折衷者，委中书门下简择理识通明官共删定。自至德已来制敕，或因人奏请，或临事颁行，差互不同，使人疑惑，中书门下与删定官详决，取堪久长行用者编入格条。三司使准式以御史中丞、中书舍人、给事中各一人为之，每日于朝堂受词推勘处分。

其后，在建中二年（781）时，对令文又有进一步删定：

建中二年罢删定格令使并三司使。先是，以中书门下充删定格令使，又以给事中、中书舍人、御史中丞为三司使。至是，中书门下奏请复旧，以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为之，其格令委刑部删定。

对于这一时期的修令活动，仁井田氏给出的评价是^[23]：

（德宗时代对于律令格式的删定，）则是建中二年及其以后的事了。建中后的资料中，多有与开元二十五年令矛盾的逸文者，如官品令等。其中也许可以拟为此时删定之令。然改动的程度恐怕并不大。唐令的复旧，除去与开元二十五年令有矛盾的条文以外，作为复原开元二十五年令的资料，大约不会大错。

仁井田氏意识到建中时期修订的令文与开元二十五年令多有“矛盾的逸文者”，并把它拟称为“建中令”。

依照仁井田氏的说法，在开元二十五年以后“令”的修改、删定中，以第三次的规模稍大，其他两次，则甚少改动。而建中定令以后，对于律令的删定，则可说是绝无仅有的了。

由于“天宝令”“至德令”以及“建中令”都以开元二十五年令为基础加以修订，四令在内容、形式上有许多相似处，那么《天圣令》修订所依据、所附录的《唐令》，只能是开元二十五年令、“天宝令”“至德令”以及“建中令”这四令中的一令。而笔者以为，《天圣令》所依据并收录的正是“建中令”。

在李德裕所撰《会昌一品集》中，留下了开元二十五年之后官品内容曾作修改的记录，《会昌一品集》卷一一厘革故事请增谏议大夫等品秩状条称：(www.daowen.com)

右据《大唐六典》：隋氏门下省置谏议大夫七人，从四品下，今正五品上。自大历二年升门下、中书侍郎为正三品，两省遂阙四品，建官之制有所未备。

李德裕活跃于唐文、武宗时期，是当时重要的政治人物，其所处时代距离德宗时较近，对大历二年官品调整应相当熟悉，这次官品变动的情况被如实反映于《唐会要》卷二五辍朝条中，此材料记载唐文宗太和元年（827）七月，朝廷讨论“大臣薨辍朝”事，中书门下提到了“官品令”，并列出了主要官僚的官名与官品名目：

又准官品今（令）：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以上正一品；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以上从一品；侍中、中书令，以上正二品；左右仆射、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三京牧、大都督、上将军统将，以上从二品；门下、中书侍郎，六尚书、左右散骑常侍、太常、宗正卿、左右卫，及金吾大将军、左右神策、神武、龙武、羽林大将军、内侍监，以上正三品。

仁井田氏将该材料认作建中令之官品令材料。这个官品令与开元二十五年官品令相比较，则可发现二令在官名与官品上有所不同。比如官品，前者载侍中、中书令为正二品，而后者则为从三品；比如官名，前者有左右神策、神武、龙武大将军，后者则既无这样的机构，于是便也没有这样的官名。^[24]

天一阁藏《天圣令》虽然阙失官品令原文，然而，宋天圣令之官品令却并非无迹可寻，又据仁井田氏所言，《太常因革礼》卷二六，《宋史》卷一五二，都保存着《天圣令》之官品令内容，而从所记载的《天圣令》之官品令中看到，门下、中书侍郎的官品皆在正三品之中，这正与《唐会要》卷二五辍朝条关于门下、中书侍郎的官品记载一致。

归纳一番。通过《会昌一品集》记载情况，我们知道在唐代宗大历二年时，曾对开元二十五年令之后的官品内容进行过调整，其结果被反映于《唐会要》太和年间提及的“官品令”之中。若依唐后期三次主要修令时间作出筛选，天宝、至德两令都于大历二年前颁行，可加以排除，那么，文宗太和年间提到的“官品令”自然当属建中令的了。^[25]我们又看到宋《天圣令》之官品令未采用开元二十五年令之官品内容，吸收的是大历二年官品调整后的成果，这与《唐会要》记载之“官品令”内容相一致。由此作一推测，宋《天圣令》之官品令，极可能取材于唐建中令之官品令。

仁井田氏又以出土文书来考察诸令的删定情况。比如，《敦煌发见唐职官表》^[26]有田令、禄令的简文，记载各级官员的给职田数与给禄米数。仁井田氏将其与《通典》所载之数进行比较，两者颇为不同，显然，这是与开元二十五年令不同的一个令文，根据此文书之时间特性及上节所述，则应为天宝令。由于《天圣令》残留部分并无禄令，于是，我们仅将《通典》所记载的开元二十五年令、《敦煌发见唐职官表》所载之天宝令以及《天圣令》所附之《唐令》中的给职田数加以比较，应该也是一件饶有兴趣的事。^[27]

开元二十五年令：诸州及都护府、亲王府官人职分田二品一十二顷，三品一十顷，四品八顷，五品七顷，六品五顷，七品四顷，八品三顷，九品二顷五十亩。京畿县亦准此。

天宝令：二品职田十五顷，三品职田十二顷，四品职田九顷，五品职田七顷，六品田五顷，七品职田四顷，八品职田三顷，九品职田两顷五十亩。

《天圣令》所附《唐令》：诸州及都护府、亲王府官人职分田，二品一十二顷，三品一十顷，四品八顷，五品七顷，六品五顷（京畿县亦在此），七品四顷，八品三顷，九品二顷五十亩。

将三令中各级官员依品给职田数额表示如下（单位：顷）：

据上表，天宝令中，二品、四品官员在给职田数额上，与开元二十五年、《天圣令》所附《唐令》存在明显差异。我们对于三令的关系大概可以得出两个不同的结论：其一，天宝令修改了开元二十五年令，开元二十五年令与《天圣令》所附《唐令》实际上就是同一个令；其二，天宝令修改了开元二十五年令，《天圣令》所附《唐令》又修改了天宝令，返回到开元二十五年令上去了。这里当然是可能性，单凭此还不能让我们对于《天圣令》所附《唐令》就是建中令作出结论。但无论如何，天宝令对开元二十五年令作了修改则是事实。出土文书对于令式研究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我们还得往下看。

戴先生对唐田令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天圣令》所附《唐令》之第2条有“诸黄、小、中男女及老男、笃疾、废疾、寡妻妾当户者，各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但诸文献如《通典》等记载均为“口分田二十亩”，戴先生说，“王（永兴）先生引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辩其为‘三十亩之误’，今本《天圣令·田令》亦可证其‘二十亩’实为‘三十亩’之讹误。”^[28]这是很对的，而出土文书辩正令文之功效又见一斑。

由于出土文书具有辨证令文之功，以下将从出土文书中反映出来的情况，讨论唐令令文修订与变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