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遗存的《天圣令》令文及记述《天圣令》的文献材料中，我们并未看到所附录的《唐令》是开元二十五年令的文字。

根据戴建国的抄录披露，现存的《天圣令》每卷都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右并因旧文，以新制参定”的令文，即当时据唐令修订颁行的天圣令令文，后一部分则是“右令不行”仅为留存的唐令令文。而“旧文”与“不行”之令文，虽说都是唐令，但都没有揭出行用年代。

其次，在记载《天圣令》撰成及刊布的文献材料中，我们也没有看到它的依据是开元二十五年令的文字。比如在《宋会要辑稿》刑法一之四中，是这样描述天圣时期的修令活动的：

（天圣七年）五月十八日详定编敕所（止）〔上〕删修令三十卷，诏与将来新编敕一处颁行。先是诏参知政事吕夷简等参定令文，乃命大理寺丞庞籍、大理评事宋郊为修令〔官〕，判大理寺赵廓、权少卿董希颜充详定官，凡取《唐令》为本，先举现行者，因其旧文，参以新制定之。其今不行者，亦随存焉。又取敕文内罪名轻简者五百余条，著于逐卷末，曰“附令敕”。至是上之。

这里的“先举现行者，因其旧文，参以新制定之”就是戴先生所揭示之“右并因旧文，以新制参定”的《天圣令》；而所谓的“其今不行者”就是《天圣令》所附之“右令不行”的《唐令》。但这里并未提及其为何年之唐令。

南宋王应麟《玉海》卷六六天圣附令敕条所引《志》之文，记载此事亦道：

天圣四年，有司言，敕复增置六千余条，命官删定。时以唐令有与本朝事异者，亦命官修定。有司乃取咸平仪制及制度约束之在帙者五百余条，悉附令后，号曰：“附令敕”。（天圣）七年令成，颁之。

这里说的是天圣四年《附令敕》的修撰，由于敕附在令之后，便也提到了“亦命官修定”的《天圣令》，而《天圣令》所依据的仍未提及开元二十五年令。又有《玉海》同卷天圣新修令条，其所引《书目》所载内容大略与上引《宋会要辑稿》文字相同，只称：

天圣令文三十卷，时令文尚依唐制，（吕）夷简等据唐旧文，斟酌众条，益以新制，天圣十年行之。

这里仍然没有涉及开元二十五年令令文。

看起来，当时人们所记载的，以及后来人们能看到的记载所及的《天圣令》中，只与唐令有关而不及开元二十五年令。

这本来也不足为怪，依数学上的“集合”概念而言，开元二十五年令是唐令之子集，为唐令所包含，这里的唐令也有可能就是开元二十五年令。但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先于《天圣令》修订的《淳化令式》，在说到唐令时，却明白地标示着“开元”年号。《玉海》卷六六《淳化编敕》云：

（宋）太宗以开元二十六年^[7]所定令式，修为淳化令式。

这里就与《天圣令》的修撰据唐令有不同，《淳化令式》的修撰，依据的是“开元二十六年所定令式”。

同样地，《玉海》同卷开元前格条引《中兴书目》也提到：

《唐式》二十卷，开元七年上，二十六年李林甫等刊定。皇朝淳化三年校勘。

而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法令条则云：

《唐令》三十卷，《式》二十卷，唐开元中宋璟、苏颋、卢从愿等所删定。考《艺文志》，卷数同，更（后唐）同光、（后晋）天福校定。至本朝淳化中，右赞善大夫潘宪、著作郎王泗校勘。其篇目、条例颇与今见行令式有不同者。

陈振孙所言与上二家略有不同，右赞善大夫潘宪、著作郎王泗所校勘之淳化令当为同一物，但其所依据的却并非为开元二十五年令，而是开元七年令，^[8]开元七年令自有与开元二十五年令不同处，故称“其篇目、条例颇与今见行令式有不同者”。但无论如何，它还是标出了“开元”年代。这就与《天圣令》仅言“唐令”而不言年代大异其趣了。这样的状况就更使得我们对于《天圣令》所附之《唐令》为开元二十五年令的判断产生了怀疑。

鄙意揣之，戴建国先生之所以认定《天圣令》所修撰、所附录者为开元二十五年令，其重要依据之一大约在于它与《通典》所载之“大唐开元二十五年令”令文文字相仿的缘故。但这又颇值得怀疑，即使撇开《天圣令》辗转抄录过程中之错讹以及《通典》所录并非完璧这样的可能情况，^[9]仅就令文内容本身而言，仍可发现《天圣令》所附《唐令》有与开元二十五年令不相一致之处。这首先在《天圣令》有关赋役令的规定上有所表现，《天圣令·赋役令》002所附“右令不行”之唐令第1条称：(www.daowen.com)

诸课〔役〕每年计帐至户部，具录色目，牒度支支配〔来〕年事，限十月三十日以前奏讫。^[10]

而《通典》卷六《赋税下》载开元二十五年赋役令则道：

诸课役，每年计帐至尚书省，度支配来年事，限十月三十日以前奏讫。

由于戴先生认定《天圣令》所附之《唐令》为开元二十五年令，为此，他必须解决“每年计帐至户部”与“每年计帐至尚书省”这“小有差异”的问题。

戴先生以为，根据南宋王应麟《玉海》所说，在淳化三年（992），宋曾“校勘”过一次令式，校勘的根据为唐开元二十五年令式，这次校勘的结果便是淳化令式。而“《天圣令·赋役令》与《通典》的差异，可能就是这次校勘所造成的”。戴先生还推测，在淳化修令式之前，朝廷的财计归之于盐铁、度支和户部三个部门，“因此，淳化三年将原开元二十五年令的‘尚书省’改作‘户部’”，而再由户部机关“牒”并行的度支机关。而到天圣七年修纂《天圣令》时，“又以新制‘三司’替代了原《淳化令》中的‘户部’和‘度支’。而淳化三年校勘过的唐令第1条（笔者案：即上引条目）废弃不用，附录于后，没有必要再予以修改，从而保存了淳化三年校勘后的原样”^[11]。

戴先生的论证颇似缜密，其推测也似为有理，但细细推敲，则其说不能成立。其一，《天圣令》的制订不依开元二十五年令原本而依校勘过的《淳化令》，不符合校勘原则。其二，淳化三年以前既有盐铁、度支和户部三个部门，何以只及度支、户部而未及盐铁？其三，假若依唐代体例，“计帐至尚书省，度支配来年事”与“计帐至户部，具录色目牒度支支配〔来〕年事”二者并无原则区别，它们只不过各是公文施行中的一定的步骤而已。^[12]以此而论，与其说《天圣令》依据了《淳化令》，不如说《天圣令》所依据所附者并非为开元二十五年令，而是另有所本。两者文字的差异正说明《通典》所载之开元二十五年赋役令在此后有过修订的事实。

黄正建先生在《唐研究》第12卷《〈天圣令（附唐杂令）〉所涉唐前期诸色人杂考》一文中，揭出《天圣令》（附唐杂令）第8条与《通典》所列开元二十五年官品令在有关流外官记载的不一致处，并由此出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唐8条有而《通典》无的流外官有‘漕史’。查《唐六典》卷二三，都水监舟楫置‘漕史’二人，位于‘典事’、‘掌固’上。后二者分别为流外五品和七品，按理说‘漕史’也应列入，为何《通典》不列呢？这是个疑问。”而“更大的不同在于，《通典》将太史局‘历生’列为流外七品，但在唐8条中被列入‘流外长上’类。如何解释这种不同？是史籍的错抄还是因时代造成的不同？如果是后者，《杂令》能否定为开元二十五年令就要慎重考虑了”。^[13]

黄正建先生依据诸家意见说：“另外要说明的是，我们的唐令复原，没有明确指出复原的就是开元二十五年令。因为除田令等令外，有些令似乎与开元二十五年令稍有不同。”因此，“我们在复原时一般只称其为开元令或唐令”。^[14]

而我们又从戴先生所披露的两卷遗文中，发现了两者似乎并不是同一文件的蛛丝马迹。

比如《天圣令》所附之《唐令·田令》“右令不行”之第3条记为：

诸给田，宽乡并依前条，若狭乡新受者，减宽乡口分之半。^[15]

同一性质的材料，在《通典》卷二《田制》则记载为：

应给宽乡，并依所定数，若狭乡所受者，减宽乡口分之半。

两相比较，原则虽然一致，但文字显然不同，而语气亦有差异，两者似乎并非为同一文件。而更能说明问题的则是《天圣令》所附《唐令·田令》之第5条：

诸永业田，亲王一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群（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各五十顷，国公若职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顷，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各三十五顷，县公若职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顷，职事官从三品二十五（“五”字衍文）顷，（侯）若职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顷，伯若职事官从四品各十一顷，子若职事官［正五品各八顷，男若职事官］从五品各五顷，六品、七品各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各二顷，上柱国三十顷，柱国二十五顷，上护军二十顷，护军十五顷，上轻车都尉一十顷，轻车都尉七顷，上骑都尉六顷，骑都尉四顷，骁骑尉、飞骑尉各八十亩，云骑尉、武骑尉各六十亩，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职事给。兼有官爵及勋俱应给者，唯从多，不并给。若当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狭乡者，并即回受，有剩追收，不足者更给。^[16]

此条亦属在宋“不行”之唐令。但在《通典》中，则是这样记载的：

其永业田，亲王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各五十顷，国公若职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顷，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各三十五顷，县公若职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顷，职事官从三品二十顷，侯若职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顷，伯若职事官从四品各十顷，子若职事官正五品各八顷，男若职事官从五品各五顷，上柱国三十顷，柱国二十五顷，上护军二十顷，护军十五顷，上轻车都尉十顷，轻车都尉七顷，上骑都尉六顷，骑都尉四顷，骁骑尉、飞骑尉各八十亩，云骑尉、武骑尉各六十亩。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职事给，兼有官爵及勋俱应给者唯从多不并给。若当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狭乡者，并即回受，有剩追收，不足者更给。

两相对勘，关键的是前者有“六品、七品各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各二顷”，而后者则无这样的记载。戴先生说：“（《天圣令》）这一段令文的存在，反映出《天圣令》所附唐田令的完整性和可靠性。”^[17]此话实在有极大的局限性。如果说这一令文反映的是建中令的内容，则其结论可以成立；若以为开元二十五年田令中就已有这样的条文，则大约是站不住脚的，原因正在于从开元二十五年令到建中令，其令文内容已经有了一些变化，而有关六品以下职散官受永业田，正是这一变化的结果。由于我们还将着重讨论这个问题，先按下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