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证明了大历以前无六品以下职、散官受永业田之规定。但是如何看待《新唐书·食货志》所说的“六品、七品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二顷”的问题呢？笔者以为，此一法令很可能定于两税法实施以后的德宗贞元之时，而实际上却并未执行，或者，竟是欧阳修之错简。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只能作些推论。

《新唐书》卷五二《食货二》在叙述了贞元时两税、杂科役之弊后说：

帝以问宰相陆贽，贽上疏请厘革其甚害者，大略有六……其六曰：

古者百亩地号一夫，盖一夫授田不得过百亩，欲使人不废业，田无旷耕。今富者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家，为其私属，终岁服劳，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京畿田亩税五升，而私家收租亩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穑者安得足食？宜为占田条限，裁租价，损有余，优不足，此安富恤穷之善经，不可舍也。贽言虽切，以谗逐，事无施行者。

《资治通鉴》系此事于卷二三四德宗贞元十年五月条下，称陆贽又说：“望凡所占田，约所条限。”

陆贽罢相在贞元十年十二月，^[19]那么，在贞元十年六月至十二月间，或许有“占田条限”“凡所占田，约所条限”之举动，而六品以下职、散官受永业田之规定竟亦在占田条限中，欧阳修据之以修入《食货志》之中。而所谓“事无施行者”之“施行”字眼，正是官方公式文之用语，莫非六品以下职、散官受永业田规定竟在此时？此推论一。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新唐书·食货五》记载官人永业田之用语。以“亲王以下”至“六品以下受于本乡”（引文见本文开头）一段与《唐六典》《通典》所记官人受永业田条文（引文见本文第一节）相比较，显然，《新唐书》漏记了“国公若职事官二品四十顷”“伯若职事官从四品十一顷”两项，而且受田数量亦有不同；再看“六品、七品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二顷”，跨度之大，竟达八阶（正六品上、下，从六品上、下，正七品上、下，从七品上、下，是为八阶；正八品上、下，从八品上、下，正九品上、下，从九品上、下，亦为八阶）。这与五品以上官及勋官永业田逐品（两阶，如从五品上、下受永业田五顷，云骑尉、武骑尉受田六十亩）授受之体例大为不合，莫非真是欧阳修一时眼花，造成错简，或者出自臆断以至贻误于后世九百年？赖有敦煌文书之出，才能翻此一公案，这实在是“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20]之显著一例。此推论二。

论证至此，我们似乎可以说，有唐德宗贞元以前，六品以下职、散官绝无受永业田之法令；贞元十年曾有过占田条限之议，但由于其时两税法已取代租庸调制，均田制败坏，政治形势亦更恶化，因此，即使有六品以下职、散官受永业田之条例，也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

以唐代均田农民而言，受田往往不足，即使勋官受田，亦多是徒有虚名，以此而论，考察六品以下职、散官有无永业田似乎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实际上，它关系到唐统治者的依靠对象、统治基础、对部分人的政治态度、在整个统治布局中的有机环节等等大问题。这些问题已逸出本篇范围，不再论述。

1987年6月底

（原载《文史》第34辑，中华书局，1992年）

【注释】

[1]中华书局标点本。

[2]王永兴：《论唐代均田制》，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7年第2期。

[3]广池本。

[4]中华书局影印万有文库本。

[5]如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就这样认为，见该书158页。(www.daowen.com)

[6]中华书局标点本。

[7]中华书局标点本。

[8]中华书局影印明本。

[9]参见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之《录文》篇，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下引文书不具注者均见于此。关于官勋身份一览表，参见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之《概观》篇第三章注32。

[10]《通典》卷二《食货二·田制下》。

[11]池田作“咒”，唐耕耦、陆宏基作“儿”。唐、陆是。

[12]参见仁井田陞《唐令拾遗》，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612页案文。

[13]《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员外郎条，中华书局，1992年。吴宗国先生以为“官”字下疑有脱漏。参见吴宗国《唐贞观二十二年敕旨中有关三卫的几个问题》，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48—175页。

[14]《通典》卷二《食货二·田制下》：“诸因王事没落外蕃不还，有亲属同居者，其身份之地，六年乃追。”

[15]《通典》卷四〇《职官二二》。

[16]《通典》卷四〇《职官二二》。

[17]《唐六典》卷二吏部尚书侍郎条。

[18]参见刘俊文先生《唐律疏议》点校说明，中华书局点校本。

[19]《新唐书》卷六二《宰相表中》。

[20]陈寅恪先生语，见《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引自《金明馆丛稿二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