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从周
中国园林是集建筑、绘画、文学等于一体的综合艺术,不仅体现了中国先贤们的智慧与技艺,而且体现了中国这个古老民族的悠久历史与文化传统。中国园林与中国文学,盘根错节,难分难离。中国文人喜将儒、释、道的哲学思想与崇尚自然、追求清静无为的思想寄予园林建设之中,赋予园林恬静淡雅、浪漫飘逸的审美情趣。因而“天人合一”成为中国园林建造的最高境界。士大夫常常园寓诗文,复再藻饰,有额有联,配以园记题咏,园与诗文合二为一。文人诗文提升了园林的品格,拓展了园林的外延,使园林产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意蕴。每当人进入中国园林之中,便心生诗情画意之感,故而中国园林具有“无声的诗,立体的画”之称。
中国园林,名之为“文人园”。它是饶有书卷气的园林艺术。北京香山饭店,是贝聿铭先生的匠心。因为建筑与园林结合得好,人们称之为有“书卷气的高雅建筑”,我则首先誉之为“雅洁明净,得清新之致”,两者意思是相同的。足证历代谈中国园林总离不了中国诗文。而画呢?也是以南宗的文人画为蓝本。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归根到底脱不开诗文一事。这就是中国造园的主导思想。
南北朝以后,士大夫寄情山水,笑傲烟霞,避嚣烦,寄情赏,既见之于行动,又出之以诗文。园林之筑,应时而生。继以隋唐、两宋、元,直至明清,皆一脉相承。白居易之筑堂庐山,名文传诵。李格非之记洛阳名园,华藻吐纳。故园之筑出于文思。园之存,赖文以传。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园实文,文实园,两者无二致也。
造园看主人,即园林水平高低,反映了园主之文化水平。自来文人画家颇多名园,因立意构思出于诗文。除了园主本身之外,造园必有清客。所谓清客,其类不一,有文人、画家、笛师、曲师、山师等等。他们相互讨论,相机献谋,为主人共商造园。不但如此,在建成以后,文酒之会,畅聚名流,赋诗品园,还有所拆改。明末张南垣,为王时敏造“乐郊园”,改作者再四。于此可得名园之成,非成于一次也。尤其在晚明更为突出。我曾经说过那时的诗文、书画、戏曲,同是一种思想感情,用不同形式表现而已。思想感情的主导是什么?一般是指士大夫思想,而士大夫可说皆为文人,敏诗善文,擅画能歌,其所造园无不出之同一意识,以雅为其主要表现手法了。园寓诗文,复再藻饰,有额有联,配以园记题咏,园与诗文合二为一。所以每当人进入中国园林,便有诗情画意之感。如果游者文化修养高,必然能吟出几句好诗来,画家也能画上几幅明清逸之笔的园景来。这些我想是每一个游者所必然产生的情感,而其产生之由就是这个道理。
汤显祖所为《牡丹亭》而“游园”“拾画”诸折,不仅是戏曲,而且是园林文学,又是教人怎样领会中国园林的精神实质。“遍青山啼红了杜鹃,那荼靡外烟丝醉软”,“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其兴游移情之处真曲尽其妙。是情钟于园,而园必寓情也,文以情生,园固相同也。
清代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造园如作诗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最忌堆砌,最忌错杂,方称佳构。”一言道破,造园与作诗文无异,从诗文中可悟造园法,而园林又能兴游以成诗文。诗文与造园同样要通过构思,所以我说造园一名构园。这其中还是要能表达意境。中国美学,首重意境,同一意境可以不同形式之艺术手法出之。诗有诗境,词有词境,曲有曲境,画有画境,音乐有音乐境,而造园之高明者,能以文学、绘画、音乐诸境,而以山水花木、池馆亭台组合出之。人临其境,有诗有画,各臻其妙。故“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中国园林,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者,实以诗文造园也。
诗文言空灵,造园忌堆砌。故“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言园景虚胜实,论文学亦极尽空灵。中国园林能于有形之景,兴无限之情,反过来又产生不尽之景,恍筹交错,迷离难分,情景交融的中国造园手法。《文心雕龙》所谓“因情而造文”,我说因情而造景。情能生文,亦能生景,其源一也。
诗文兴情以造园。园成则必有书斋、吟馆,名为园林,实作读书、吟赏、挥毫之所。故苏州网师园有看松读画轩,留园有汲古得绠处,绍兴有青藤书屋等。此有名可征者。还有额虽未名,但实际功能与有额者相同。所以园林雅集文酒之会,成为中国游园的一种特殊方式。历史上的清代北京怡园与南京随园的雅集盛况后人传为佳话,留下了不少名篇。至于游者漫兴之作,那真太多了。随园以投赠之诗,张贴而成诗廊。(www.daowen.com)
读晚明文学小品,宛如游园,而且有许多文字真不啻造园法也。这些文人往往家有名园,或参与园事,所以从明中叶后直到清初,在这段时间中,文人园可说是最发达,水平也高,名家辈出。计成《园冶》,总结反映了这时期的造园思想与造园法,而文则以典雅骈骊出之。我怀疑其书必经文人润色过,所以非仅仅匠家之书。继起者李渔《一家言·居室器·玩部》,亦典雅行文,李本文学戏曲家也。文震亨《长物志》更不用说了,文家是以书画诗文传世的,且家有名园,苏州艺圃至今犹存。至于园林记必出文人之手,抒景绘情,增色泉石。而园中对联匾额起点景作用,几尽人皆知的了。
中国园林必置顾曲之处,临水池馆则为其地。苏州拙政园三十六鸳鸯馆、网师园濯缨水阁,尽人皆知者。当时俞振飞先生与其尊人粟庐老人客张氏补园(补园为今拙政园西部),与吴中曲友顾曲于此,小演于此,曲与园境合而情契,故俞先生之戏具书卷气,其功力实得之文学与园林深也。其尊人墨迹属题于我,知我解意也。
造园言“得体”,此二字得假借于文学,文贵有体,园亦如是。“得体”二字,行文与构园消息相通。因此我曾以宋词喻苏州诸园:网师园如晏小山词,清新不落套;留园如吴梦窗词,七层楼台,拆下不成片段;而拙政园中部,空灵处如闲云野鹤去来无踪,则姜白石之流了。而沧浪亭有若宋诗,恰园仿佛清词,皆能从其境界中揣摩得之。设造园者无诗文基础,则人之灵感又自何来。文体不能混杂,诗词歌赋各据不同情感而成之,决不能以小令引慢为长歌。何种感情,何种内容,成何种文体,皆有其独立性。故郊园、市园、平地园、山麓园,各有其体。亭台楼阁,安排布局,皆须恰如其分。能做到这一点,起码如做文章一样,不讥为“不成体统”了。
总之,中国园林与中国文学,盘根错节,难分难离。我认为研究中国园林,应先从中国诗文入手。则必求其本,先究其源,然后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如果就园论园,则所解不深。姑提这样肤浅的看法,希望海内外专家将有所指正与教我也。
(陈从周著:《品园》,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注释】
[1]陈从周(1918—2000),原名郁文,晚年别号梓室,自称梓翁。浙江杭州人。闻名中国的古建筑园林艺术专家,擅长文、史,兼工诗词、绘画。早年学习文史,后专门从事古建筑、园林艺术的教学和研究,成绩卓著,对国画和诗文亦有研究。他还参与了大量实际工程的设计建造,成为将中国园林艺术推向世界之现代第一人。著有《说园》《中国建筑史图集》《园林谈丛》《陈从周散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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